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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人民把树碑立石作为一种纪念，只要人们认为有可纪念之处，就会取材于自然，立石刻文，抒发情感，作为纪念手段留存于世。
河北省历史悠久，留有众多的金石碑刻，仅仅列入《河北金石辑录》一书目录的就有3595条之多。但是，河北的金石碑刻，除各地出土的青铜器以外，大量的碑刻散见于全省各地和各个角落，很难把这样宏富浩繁的刻石收集齐全加以准确统计。
河北境内的这些金石碑刻，书体备至，相映成辉，其中不乏柳公权、颜真卿、苏灵芝、怀素、赵孟頫等书法家的手笔。这些金石碑刻所涉及的内容，是研究河北省境内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书法、信仰、民俗的极宝贵的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金石，古代人类铭功纪事的素材。金者，钟鼎之器也；石者，刻文纪事之丰碑也。我国近代考古学家马衡先生说："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做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又说，"盖欲以文辞托之不朽之物质，以永其寿命"者，"谓之金石文字"。也就是说，在先进的书写材料--纸张出现之前，金石是人类最早、最好的书写素材（甲骨只用于占卜），金石文字，则是我国最早、最普遍的出版物。然而，金石学，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表征，在林林总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是以它的独有艺术门类和对事物的表达、概括和升华，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金石文化。它和那朴素生动的陶文化，刚健恢弘的铜文化，温润高洁的玉文化，细致优美的瓷文化一样，以它朴实无华的质地，意随笔动的书法，包罗万象的内容，构成了民族文化的精粹，焕发出中国文化绵延不尽的特质。它与那刻写在竹木简上、缣缃绵帛上的历史，遗埋在荒原野坡里的器物一起，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从传说中的夏铸九鼎，便揭开了我国青铜文化的第一页。从考古工作中发现的青铜器物看，青铜器的铸造则始于商代时期，到商代后期至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发展到了全盛时期。河北各地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反映这一时期河北金文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面貌之一。商周至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祭器）铭文，都是精心构思的艺术作品，成为我国古代文化飞跃发展的时期。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 墓出土的大量美伦美奂的青铜器物，尤其是中山王
鼎、方壶等器的铭文，都长达四百多字。那轻灵多巧的造型，崇尚趣味和理想的意念，颀长秀丽的长篇崇构和令人叹为奇观的线的艺术，都表明了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的高度技巧和艺术美。它们反映了这一时期河北金文的真实面貌。这一时期的金文，不仅结体严整，章法刚健，一派崇高肃毅之气，而且似疏而密外柔内刚，一派开阔宽厚之容。如果说篆书注重对客观世界各种对象、形体、姿态的模拟和吸取，那么金文则注重曲直的适宜，纵横的合度，结体的自如，布局的完满和空间疏密的调和。从而开始了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的习尚，开创了中国书法步入艺术殿堂的独立发展的道路。另外，河北现存的441件铜器铭文，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河北金文的概况。
我国的石刻文字，萌芽于商代。但是，由于当时记载文字材料主要是甲骨和铜铸器皿，加之雕刻工具的限制，石刻未能得到发展。春秋战国之际，随着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和钢的出现，书写工具也有了进一步改善。另外，人们也深感铜铸文字的困难，缣帛写字的昂贵，竹木简使用的不便；同时又鉴于高山有沧海之会，大海有桑田之变，唯有贞石，可与日月同期，永垂不变，于是开始较多地使用石料刻字。在河北省现存的308种刻石中，有许多是有重大影响的。1935年平山县发现的《公乘得守丘刻石》（简称《守丘刻石》），不仅是河北省最早的石刻文字，也是全国仅次于石鼓文的刻石。守丘刻石的发现，正说明了石刻文字从战国前期到秦统一时期的发展变化，不仅石料由自然天成（守丘刻石系一块天然的河光石）发展到人为加工，而且内容也由简单的纪事发展到被统治者正式用作宣传的手段，甚至留作告谕后人的遗言。这充分证明了我国的石刻文字，已由商周的萌芽阶段进入到发生时期。另外，赞皇县的《坛山刻石》（又称《吉日癸巳》刻石），虽然至今仍无准确的刻制年代，但它确是金石学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刻石之一，它对自两宋到明清的学术界产生过很深的影响。
河北省永年县朱山顶上的《群臣上醻刻石》，是西汉文帝（刘恒）后元六年（赵王遂二十二年）（公元前158年）赵王遂的遗迹，他是继中山国《守丘刻石》后，河北最早的西汉刻石，也是全国较早的西汉石刻。它是赵王遂与群臣在这里饮酒应对的记录。它说明西汉时期的石刻文字，还存留在着重实用的阶段，即使是君臣，也还没有铭颂赞功之辞。但是这种以明确年月为主要内容的石刻，却表明了西汉初期，各诸侯王在所封国内各自纪年的历史事实，对研究西汉历史，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从《守丘刻石》简单的19字之刻到南北响堂寺刻经洞的整部经文的摩刻，充分反映了我国刻石文字发展变化的全过程。
东汉是我国建筑史上一个灿烂发展的时期，人造建筑材料的发展，创造了砖结构体系和以石料为主体的石结构，进而演进为拱券结构，这样在西汉末年兴起的厚葬之风，更加豪华而奢靡，出现了大量以石构件为主的石享堂和画像石墓。加之巍峨壮丽的建筑群体和高大雄浑的个体建筑物的不断出现，都毋庸置疑地推动了石刻艺术和石刻文字的发展。
碑的名称始见于东周，而刻文纪事之碑，则最早见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桓帝、灵帝时，建墓树碑又蔚然成风。个人记功，祖宗立碑成为士大夫阶层扬名显贵的嗜好，因此，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形成了我国石刻艺术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河北省现存的10通汉碑中，<<祀三公山碑>>是最早的一通，它篆隶相兼，是由篆入隶的杰作，其渐减篆之萦折为隶之径直，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清代康有为、杨守敬称之为"瑰伟"。日本书道界人士也称其为"神碑"，是享誉国内外的汉碑珍品。其他如<<封龙山碑>>、<<夏承碑>>、<<汉三公山碑>>和<<白石神君碑>>等，都是著称于世的汉碑瑰宝。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它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两个
强大统一的时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石刻也有了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很多新的石刻种类如墓志、造像、刻经、题名等，都蓬勃兴起或固定成型，演化成石刻中的大宗，石刻文字形体的变异也最甚，形成了我国石刻发展史上三大发展阶段(汉碑、魏碑、唐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形成了瑰丽雄奇的"魏碑体"。尤其是这一时期的造像碑，更是丰富多彩，清代嘉道学者包世臣(1775－1855年)在他所著<<艺舟双楫》中，对北朝碑刻作了大量的评述。康有为(1858－1927年)继作<<广艺舟双楫>>，称这一时期的碑有"十美"，他认为"魏碑无不佳者"。
在河北省现存的31通魏晋碑刻中，<<皇帝东巡之碑>>是最早的一通，也是北魏的第一块碑刻，不仅书法庄重古朴，具有北魏早期碑刻的特点，是珍贵的书法资料，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他如<<杨翚碑>>、<<东魏龙山寺比丘道王宝造像碑>>、<<赵郡王高叡造释迦像碑>>、<<唐邕写经碑>>、磁县三高碑(高肃、高翻、高盛)、<<魏赠定州刺史邸珍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魏碑珍品。尤其是<<唐邕写经碑>>，它不仅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北齐时期佛教盛行和当时汉译佛典，研究佛教学派成风的社会现象，叙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因为"缣缃容易坏，简策容易散失，而金牒又用不起"所以选择了摩崖刻经的社会现实，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
隋代国祚虽短，但他却是我国古代社会南北分裂数百年后的第一个统一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它发挥了承上启下、融会贯通的巨大作用，为唐代封建社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就碑刻的书法艺术来看，我国石刻发展史可分三大阶段，即：汉碑、魏碑、唐碑。汉碑多波磔奇古，魏碑多瑰丽雄奇，唐碑则秀丽高雅。隋碑则正是由魏碑体到唐碑体发展的过渡之体。河北正定隆兴寺的<<龙藏寺碑>>就正是体现这一变化的代表之佳作。它字体结构朴拙，方正有致，虽为楷书但仍留有隶的意，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在书学递嬗上具有颇大影响，向称隋碑第一。除此之外，河北省的其他隋碑如<<大隋南宫令宋君敕建僧尼二寺碑记>>、<<澧水石桥碑>>等也都属佳作。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
唐代的碑，吸收了汉碑之长，魏碑之优，从独有的时代出发，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创新和发展，形成了我国碑刻发展史上又一个新阶段--唐碑。
唐碑不但形制高大，雕刻精美，而且文辞宏丽，书法高超。在河北省现存的60通隋唐碑刻中，更不乏传世杰作：挺拔的秀丽的<<盖文达碑>>，质地高贵的<<马君起造像碑>>，飞白题额、首创碑首题年月日的<<大唐光业寺碑>>，高大恢宏的<<大唐帝陵光业寺碑>>、<<封冻碑>>、<<梦真容
碑>>，歌颂良臣贤佐的<<宋璟碑>>、<<田碗德政碑>>、<<易州铁像颂碑>>，<<唐狄仁杰祠堂碑>>，反映宗教源渊的<<重建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以及足以和"金声玉振"的孔府碑林相提并论的大量的北岳庙唐碑，堪称唐代碑刻的奇观，在全国碑刻存留中，也不无盛名。
结束了五代十国的长期混乱，北宋王朝统一了我国南方和中原的广大地区。"澶渊之盟"后，北宋和辽之间也停止了战争，维持了约120多年的和平关系。北宋时期（包括辽、金），由于人民物质生活要求的提高，建筑事业也随之而兴盛起来，我国古代人民的传统建筑体系--木构建筑，到宋代日臻完美。
在河北省现存的71通宋辽金碑刻中，赵县的《大观圣作之碑》，大名县的《五礼碑》，都是不朽的传世之作。尤其是《五礼碑》，它通高12.34米，总重量为140.3吨，不仅是河北最大的古代石碑，而且是全国罕见的碑刻。它不仅刻的是宋徽宗的《五礼新仪》，而且还引起过一段因梁子美毁唐碑刻新仪的公案，引起金石学家赵明诚、爱国诗人陆游的愤然指责。另外，北宋著名文学家王禹偁奉敇撰写的《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翰林学士陈彭年撰写的《北岳安天元圣帝碑》、以及资政殿大学士韩琦撰写的《重修北岳庙记》等碑，都以其恢弘的气势、精美的书法和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著称于国内，它集中地体现了宋辽时期的石刻水平。
元明两代，由于统治者定都北京，河北地处京畿，因此，在河北留下了大量的帝王将相贤臣良佐的墓碑和纪功碑，由于树碑人地位显贵，撰文、书刻者也多为文章泰斗和书坛名流。在现存元代133通碑刻中，除皇帝的诏旨、圣旨碑外，就有十余通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有的甚至撰文书丹兼系他一人所为。曲阳县北岳庙内的《杨公神道碑》，翰林学士姚燧撰文，赵孟頫书丹，奉政大夫国子祭酒刘赓篆额。此碑不但是赵孟頫真迹，而且是赵氏晚年书法益臻完美之作品，其价值之高，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另外，柏乡县的《贞节贾母碑》，系元朝古文学家杨载撰文，赵孟頫书丹，其价值之高全国著称。其他如《封加北岳帝号碑》、《武略将军王赟碑》、《大元易州龙兴观宗支恒产碑》等，都是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元代碑刻之佳作。
在现存的458通明代碑刻中，《大明诏旨碑》、《朱熹写经碑》、《曲阳县重修北岳庙碑记》等，也都是明代碑刻的佼佼者。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不仅定都北京，而且在京都周围广建陵园，开辟围场，兴建离宫别墅，在河北省广袤的大地上，留下了许多丰碑巨石，把我国古代碑刻的形制、书法和内容，都推向了高潮。东、西清陵中傲岸肃穆的碑亭，承德离宫中即景抒情的卧碑，外八庙中雄伟恢弘的历史记事碑和歌功颂德碑，木兰围场的行围射猎碑等等，都显示着皇家的威严和尊崇，揭示着清代帝王的荣崇和功业。这高大显赫、雍容华贵、雄伟壮观的皇家碑群，构成了河北省在全国独具风格、绝无仅有的宝贵碑刻资料和传世珍品。
我国的石柱刻始于六朝，而石柱刻陀罗尼经，则始于盛唐（即永淳年间682－683年）。到了宋代，幢座又多建成须弥座，幢身分多节，多层檐，幢顶增设桃形宝珠，宗教内容相对减少，而雕刻艺术越来越讲究，并融合了中国古塔的造型艺术，形成了艺术精细、装饰性强的一种古代建筑形式。河北省赵县的宋代陀罗尼经幢，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实例，它不仅是河北，而且是全国现存石经幢中最高大的一座（通高18米），而且幢身的一、二、三层刻有楷书和篆书的陀罗尼经文，是珍贵的宋代雕刻珍品。
其次如永清县的《金轮石幢》、易县的《唐开元廿六年道德经幢》、定兴县的《北齐石柱》等等，都是在国内享有盛名的石柱刻经。
墓志，是专门记载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以及卒葬年月等内容而置于墓中的石刻。墓志之滥觞，可溯源于东汉初期。石刻墓志的形成，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时期更盛。隋唐时期的墓志，已达到了成熟完美的阶段。其形制、文体都已形成定式。内容最为完备，数量也最大。在河北336方墓志中，也不乏传世之珍品。尤其是河北省新出土的北朝墓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比较高。如景县出土的北魏正光二年的《封魔奴墓志》以及其他封氏家族的墓志，东魏天平四年《高雅夫妇墓志》，赞皇县出土的东魏武定二年《李希宗墓志》，磁县出土的东魏兴和三年《司马兴龙墓志》，武定五年《赵胡仁墓志》等，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它们书法纯正，字体精美，是北朝墓志中的珍品杰作。邯郸出土的《王元逵墓志》，其形制也是唐代墓志中最为突出的实例。
无论是金文、墓志，还是碑刻、经幢，它们都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独具风采的文化形式，汉碑的波磔，魏碑的雄奇，唐碑的秀丽高雅，皆著称于世，经幢的风流潇洒，墓志的沉浑肃穆，独具风采。它们虽没有玉文化的温润高洁，也没有瓷文化的细致优美，但它却包容了中华民族几乎全部意识形态的情趣和理想。它既有皇帝的诏谕和敕命，又有忠臣策士的兴国奏章；既有名贤先哲的道德文章，又有忠诚烈士的功德颂章；既有孝子贤孙的颂祖神碑，又有村妇烈女的贞节碑记，它缩写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观念和思想崇尚，为后世留下了与日月同辉，与山岳同期的盖世宏文和完整的经典篇章，形成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章。
这其中，河北的金石碑刻功不可没。
河北省金石碑刻有几千件之多，其中精品也不在少数，很难一一列出。这里，我们从中选出48例列于后供网友欣赏，虽然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但也可收到"由此一斑可窥全豹"之效。
（这个专题主要根据《河北金石辑录》编写。《河北金石辑录》199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永士、王素芳、裴淑兰主编。本专题在编写时，对其中的文字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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