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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荷兰与荷兰诗歌
《长城在线》
2005-10-9 15: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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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
很荣幸能够在这个场合说几句话。我虽然只去过荷兰两次，而且每一次都只呆了很短的时间，但我似乎觉得我跟荷兰颇为有缘。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第一次出国，去的就是荷兰，去参加第26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那是在1995年。走在荷兰的街道上，我觉得每一个荷兰人要么是斯宾诺莎的亲戚，要么是伦勃朗的亲戚。这个感觉曾经让我激动。可以说我直接认识欧洲，或者说认识西方文明，就是从认识荷兰开始的。
对荷兰人来说，我当时对荷兰的发现简直初级到可笑：我发现荷兰的自行车道居然是红色的！不同于走汽车的灰色车道。至少在我居住的旅馆附近是这样。我一个当时天天骑自行车的人心想，这大概就是文明吧。我对文明的热爱使我回到北京以后不能马上适应一些我本来习以为常的事。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个粗野男人不知为什么对女售票员大骂。他骂得很难听。我本不是一个胆大的人，但那一次，凭着我对荷兰，或者说是对文明的热爱，我竟然指着那个男人的鼻子命令他：“你给我闭嘴！”
荷兰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尽管我在那里只曾走马观花。但令我有些惊讶的是，在荷兰诗人的笔下，荷兰却是一个灰暗、狭小的国家。莱奥·弗里曼（Leo
Vroman）在《夏末秋初》这首诗中说：“因为荷兰灰暗、狭小。/一位淡粉色的女王/勉强可以塞进——/如果她有不算太长的拖裙。”在这个国家，按照诗人莱姆科·冈波特（RemcoCampert）的说法：“无处不发生：/失业的闲逛者，/梦想国家合作的伤兵，/受到极不公正待遇的/烦躁不安的退休的人。”（《无处不发生》）女诗人埃伦·瓦尔蒙特（Ellen
Warmond）说：“生活总是恐惧/或对恐惧的恐惧，……”（《代替日历》）我相信你们中间大多数会认为诗人的话不足信，因为他们都是“疯子”。但我要说，能够产生这样的“疯子”的国家，能够倾听这样的“疯子”的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疯子”的国家，是值得尊重的。
这些诗行带给我们一个鲜活的、可触摸的荷兰，一个内部的荷兰，一个观光客视野之外的荷兰。这当然不是全部的荷兰，但却是一个生活着，思想着，感受着的荷兰。上述诗行我统统引自柯雷（Maghielvan
Crevel）和马高明翻译的《荷兰现代诗选》，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于1988年。这本书给当时读到这本书的人带来过不小的启发和激励。通过这本书，我们约略意识到了一种“国际性”诗歌写作的存在。我们也了解到吕瑟贝尔（Lucebert）、高文纳尔
Gerrit Kouwenaar 、阿伦茨（Jan
Arends）等重要荷兰诗人的工作。他们在诗艺上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独创性、他们对生活的敏锐感受、他们对正义的理解，使我们相信一种有质量的生活离不开诗歌。
老实说，在中国，包括诗人们在内，了解荷兰诗歌的人并不太多。但是今天重新翻读这本《荷兰现代诗选》，我发现包括在这本书中的一些诗歌观念如今竟然在中国诗歌界有了回声。比如阿尔曼多（Armando）的观点。他说：“不要将现实道德化，不要翻译现实（不要将现实艺术化），而是要强化它。”再比如贝恩雷夫（J.Bemlef）说过：“诗歌……是一件观察的事情。”这类观点产生于荷兰的1960年代，在80年代末和9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未引起太多中国诗人的重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诗歌界却颇为流行。我想，包含在这一现象中的历史、文化含义值得我们回味。
最后，容我再说两句话，关于这本荷兰诗选的译者之一、我的老朋友柯雷。多年来，柯雷教授在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赢得了中国诗歌创作界和批评界的尊重。我猜他也是一位诗人，但他从未向我承认过这一点。但是这本书中收入了另一位当代荷兰汉学家汉乐逸（Lloyd
Haft）有三首诗，我因此接近于确信我对柯雷的猜测。荷兰有伟大的汉学研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荷兰感到亲切。谢谢大家。（本文为作者在2005年北京国际书展荷兰图书日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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