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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全译》出版

《长城在线》 2005-12-14 9: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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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只出了一套书

    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是一家很有“特色”的小公司。从1998年成立,至2004年7年间,只干了一件事,只出版了一套书。

     注册资金只有108万元,可在这几年当中,花出去的却不下五千万元。没有任何经营活动,也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没向外开过一张发票,每年还使用大量的现金,支付稿费、编辑费、校对费、劳务费等等,以至于每年工商局、税务局都来查究竟。

     这个公司的管理层,董事长、总经理、总编辑,以及一些兼职的工作人员,没有在这个公司里拿过一分钱,甚至没有吃过这个公司名下的一顿饭,反而这些人还要自己往里面贴补费用。在公司名下支出的资金,全部用在了这套书上。

    董事长杨冠三笑言,作为投资人,他一向都是很有口碑的,从来没有做过如此“亏本”的生意。不过,他觉得,有这套书在,一切都值得。

    这套书就是被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庄芳荣称作“打通古今,入史出史”的《二十四史全译》。

    《二十四史》是由清乾隆钦定的24部史书的结集,由《史记》开篇,到《明史》压轴,系统记述了上下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从公元前104年司马迁撰著《史记》开始,至1784年《二十四史》集典完成,历经1800余年,著期之长,涵盖之广,绝无仅有。

    要把这样一套3250卷,人物纪传、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宗教民俗等内容无所不包的4720万字文言文,翻译成现代人可以阅读的白话文,难度可想而知。

   “这应该是国家项目”

    这套书的主编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训诂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2004年11月向国家图书馆赠送此书的仪式上,想起此中困境,曾感叹“才懂得‘不知深浅’这个词组的深刻含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悔不当初’四个字不断在脑中出现”。

    让许嘉璐“悔不当初”的困难,一方面是篇幅巨大,如何保证译文质量。但这并不是最让他头痛的。毕竟,编委会成员里,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周林,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阴法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兹全担任顾问,有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担任副主编,有章培恒、黄永年、曾枣庄、杨忠、倪其心、李修生等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专家担任编委,有200多位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具体担纲。

    更主要的,是非学术角度的困难。

    杨冠三和古今公司1997年介入此事,而这套书的启动,是自1991年起。

    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的许嘉璐,“知道国家的难处”,“这样一个项目在当时还不能提到国家紧急的日程之中,申请也不可能给你多少钱,而那点钱也不足以用作项目的运转”。所以从项目开始之初,他和副主编安平秋就决定不向国家要钱,利用民间资金,用“另一种办法把它出版”。

    所以,虽然《二十四史全译》被列为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点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重点项目,但它的资金来源,却来自民间,以至出版后被称为是“民间修史第一书”。

    可惜,支持项目启动的一家公司没两年就宣告破产了。几百万字的稿件堆在办公室里,按照许嘉璐和各分卷译者所签合同,交稿一月之内,要拨付一定比例的稿酬,而他分文皆无。

    杨冠三还记得,刚开始和他提起这个项目时,他一口拒绝:“这应该是国家项目。”

    “现在不做,以后恐怕想做也没人能做了”

    来找杨冠三的是孟繁华。孟当时是中国税务出版社总编辑,对历史情有独钟,家里就藏有武英殿本的《二十四史》。在他看来,历史可以让一个人活得更厚重,对一个民族来说,更是了解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取得认同感的文化基因。一个人可以不了解历史,一个民族却不能不重视历史。这件事意义重大。

    按照他最初的测算和想法,在出版社立项,三年左右耗资2000万元完成。但这个计划未被出版社采纳。他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杨冠三。

    在期货界鼎鼎有名的杨冠三,对出版一无所知,当时连“码洋”、“印张”是怎么回事都不懂。

    是什么原因打动和说服了他?

    他举了梵语的例子。梵语是古印度的标准书面语,在各种古代语言中,梵语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语,远超过希腊语和拉丁语。然而由于语言奥古,时至今日,梵语的四大圣典及两大史诗,已经少有人能理解,只能供少数学者研究之用。古汉语的经典,如果不及时抢救保护,很有可能重蹈梵语经典的覆辙。

    最好的保存,莫过于最广泛的传播,让更多的人能看懂。能够翻译《二十四史》的人,要通晓中国历史,精通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对于天文、音律等专门学科的翻译,除文字功底外,还要具备古代和现代的相关专业知识。如许嘉璐所言,“当今的学者,术有专工者不乏,而渊博旁通者盖寡。”能担此任者,屈指可数,且大多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现在不做,以后恐怕想做也没人能做了。这件事有文化抢救和传承的意义。”杨冠三说,“如果让以后的人说起来,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机会,他没有做,那我不成了历史的罪人了。”

    让他下决心的原因,还有家人的一致支持。于是,有了专门为《二十四史全译》这一件事而注册成立的古今公司。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下,就到了2004年。

    先后参加翻译的,超过200位教授、副教授、博士生,主要来自全国七所大学的古籍研究所。他们几乎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各有任务,外加这项工作,又是分散进行,进度几乎无法保证。

    因为“深恐玷污了古人,贻误了当世”,编委会设定了复杂的工作流程———“先由顾问、主编副主编、分卷主编副主编共同拟订工作规则、翻译条例、古代职官、地名处理办法、书写格式;分工后请各分卷试译,试译稿由分卷主编审阅,修改后交主编再审,遴选出标准译稿若干篇,印发给全体译者参考。翻译工作正式全面开始后,每篇都要经分卷主编审查,除原译者修改外,最后由分卷主编定稿、签字;分卷译稿集中交“《二十四史全译》办公室”(设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由工作人员按照“齐、清、定”的标准检查,不合标准的退回补充修改;主编从稿件中随机抽查,一查译稿是否符合条例和格式,二查分卷主编是否审改过,三查译稿质量。译稿分批交出版编辑人员,首查是否齐、清、定,次查翻译质量,遇有较多问题,退原翻译单位修改;遇有普遍性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请主编斟酌决定。”———在这样的流程下,速度是最无法保证的。

    参与者众多,风格各异,对标准的理解和把握不同。编辑们在收到稿子之后,复核版本、审查译文、统一体例、多次校对,50多位有高级职称的编辑与译者之间对译文信、达、雅的不同看法和沟通。原文加译文上亿字的编辑加工、校对,工作量之大,也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光是电脑排版时造字就达几十万字次。

    所以,直至全书出版后,许嘉璐回想起一大批编辑、录入人员坐等稿件,每天来电话询问各卷进展时的情景,“仍然要出些冷汗”。

    “看不到尽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

    和许嘉璐一样寝食难安的,是古今公司的总编辑孟繁华。最绝望的时候,他经常半夜里惊醒,猛然坐起,满头冷汗,心怦怦乱跳。“看不到尽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他说,“我不仅把自己陷在里面,还把朋友陷在里面。最怕花了那么多钱,最后事情没做成,可怎么交代。”

    也有生意上的朋友劝杨冠三:“这事根本搞不成,你也退出吧!”

    学经济专业的杨冠三,有时也不能理解译者和编辑之间的较真:“可能就为了一个一般人都不认识的字,争论来争论去。”不过他尊重这种“不是把这套书当做商品而是当做学问”的认真态度。

    然而,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各种各样,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靠多花功夫多花钱就能解决。

    南朝刘宋时期,是我国音韵学发展的高峰。在翻译编辑《宋书》乐志的过程中,编辑们发现,竖排的乐词后面,跟着一横、两横不同的符号,乐词变成横排后,这些符号应该如何铺陈排列?为此,编辑们咨询了音乐出版社、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史教研室,最后一直追到中华书局。了解到曾有丘琼荪先生研究我国古代乐律学,于1961年完成《历代乐志律志校释》书稿5册,约100万字。但是,该书只有第一分册面世,底稿于“文革”中在中华书局遗失,而丘琼荪本人亦死于1964年。

    这更印证了杨冠三最初的判断,“再不抓紧,这样的遗憾就会越来越多。”

    资金紧张时,杨冠三兄弟四人一起商量想办法。有一次,无意中让父亲听到了。“父亲说,钱不够了吧,我这里有一些,你拿去用吧。”杨冠三说,他知道父亲可能有十几万元吧,都是平时积攒的,父亲的钱他没用。

    让人唏嘘不已的事,不止一件。13年光阴,四位顾问中,周林、邓广铭、阴法鲁三位都没有能看到书的出版。宋史主编、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主任倪其心教授,身患重症,仍坚持翻译、审订,也在完成译稿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说来也巧,另一部与《二十四史》有关的《今注本二十四史》,较《二十四史全译》的启动略晚,命运也同样一波三折。

    据报载,1994年7月,民间组织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经文化部批准,成立了“今注本廿四史编辑委员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任总编纂,动员全国46个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300余名断代史学者,启动“今注本”编纂工程。

    从开始几家企业共同出资赞助,到只剩下上海丰源集团一家。1997年后,资金缺乏已经影响了项目的进展。该付稿酬的时候没有钱,只好一拖再拖。有人想要把已经完成的书稿拿到别处出版,有人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声明“再不付钱,要起诉你们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7位主编相继去世。总编纂张政烺先生也在2005年1月辞世。

    所幸,2005年5月,巴蜀书社出资3000万元,与已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编委会签订出版合同,拟于2006年开始陆续推出,预计将在5年内完成全书出版。

    而这个时候,杨冠三总算是已经一身轻松了。“记得这套书的第一本面世时,所有的员工都来列队鼓掌,还有些女孩子流下眼泪。”

    《二十四史全译》首版精装本全套88册,3000套的印量,现在售出的大概有1000多套。杨冠三说,有个挺奇怪的现象,海外的人比国内的人感兴趣,港台地区比内地有兴趣。

    至于投资什么时候能收回,他笑笑,摇摇头,拿出台湾图书馆馆长、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庄芳荣的来信,指着“嘉惠当代,贻惠将来,传布历史,阙功甚伟”的词句,说“这个就是回报”。目前,列入古今公司出版计划的还有关于《二十四史全译》的导读、注释等书籍。

    不过,孟繁华心里的负担,还没有完全卸下来,“大概等到资金差不多能回来的时候吧。”他说。 (记者 冯玥)

(编辑:王翠霞)

 
( 稿件来源: 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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