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图书馆建大楼的农民工可以在业余时间到阅览区看杂志，也可以办借书卡从国家图书馆借阅图书
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涌进城，却发现自己难以融入城市文化，这已经算不上是什么新闻了。
如果仅仅让城市去“关心”、“照顾”这些农民工，显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容纳与关爱上有“残缺”，小至一个人，大到一座城市，其自身也就成了被呵护的对象。换言之，在城市与农民工的交流中，城市永远是更大的受益者。
推动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是社会向健全发展的必要环节。在这个环节中，很多地方以改革与创新性的举措，迎来了令人欣喜的新局面。国家图书馆的做法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改革与创新也许从点滴开始，对改革与创新的回报总是超值的。
一个工人刚刚收工就兴冲冲地跑进了阅览室,四下看了看,突然又一转身跑了出去。他在外面的水池里洗了手,低头在工作服上找了处干净的地方擦了又擦,然后才进来。
寒风掠着地面袭来,李朝阳不由得把冬衣往身上又裹了裹。“这几天可不算冷,”他说,“最冷的那些天,铁架子能把手冻住。”
虽然只有26岁,木工出身的李朝阳在国家图书馆二期工地上的正式“头衔”已是“杂工组组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包工头”。由于国家图书馆新馆舍建设使用的是新技术,这个时候,李朝阳和他的队伍能帮上的忙并不多,因此有了难得的半日清闲。
一墙之外,国家图书馆青灰色的藏书库在寒风中愈发显得高大。李朝阳向那边望去,阳光让他眯起了眼。有意无意间,他总要向那边瞄上一眼。
这是李朝阳到北京的第五个年头了,所到工地遍及北京城郊各处,但他依然记得,2005年9月初第一次和国家图书馆近距离接触时心头那种不同寻常的感觉:“要是能进去看看书就好喽。”
“我这个人蛮喜欢看书刊杂志的,第一眼看到国家图书馆,我就想自己也去办张读书卡。”
只是心念一动。当李朝阳和他的队伍进入工地,他的注意力马上集中到“现实问题”上:在哪儿上厕所、到哪儿吃饭、去哪儿打水……4年多来,每新到一处工地,熟悉环境是李朝阳放下铺盖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工地就是他未来几个月的家,他期望这个家能够舒服一些,但他知道,这些可遇而不可求,因为,工地不仅是家,还是饭碗,他没有太多选择。
“那时住过不见阳光的地下室,4个单元住100多人,而且是地下二层,一停电,里面漆黑一片;也住过石棉瓦当顶的简易棚,夏天漏雨,晚上把被子都打湿了；冬天经常喝不上热水……”说到几年前的经历,李朝阳的眼圈有些泛红。“这里的宿舍是三层简易楼房,每间宿舍8个人、铁床上下铺,门外水管子里有热水,随时可以洗澡。现在,工地上提供的生活条件比咱刚到北京的那会儿好多了。”李朝阳说。但是,初到工地,真正让他眼前一亮的,还不是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是一楼墙外那块小小的金属牌。
“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建设工人期刊阅览室”,金属牌上写着。贴着玻璃,看到架子上一排排杂志,李朝阳既兴奋又好奇。由于中午开放的时间已过,他只能等待。“我当天晚上就来借了。从那以后,只要闲的时候,看到开门了马上就过来。”
30平方米见方的屋子,十几个书架,3000多册杂志。无论从哪方面,在每年经手十几万册期刊的马涛看来,这个期刊阅览室都只能算是“微型”的,但是,它在马涛心里的分量,却是沉甸甸的——这是他多年来的一个愿望。
马涛,国家图书馆报刊部中文期刊组组长。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爱好:喜欢古陶瓷。十几年了,空闲的时候,他喜欢骑车在北京城的各个工地上转,收集各种碎瓷片。打交道多了,不少工地上的农民工都成了他的朋友。“他们真的谈不上有什么文化生活。在路边,经常能看到有农民工蹲在旧书摊边上看书、看杂志。有时候我到他们住的地方聊天,偶尔也能看到有几本杂志,不知多少人看了多少遍,边儿都翻烂了。”
2005年初,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开工,马涛决定为这些身边的农民工做点什么:“无论一个人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他的生活状况如何,作为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个为国家图书馆建大楼的农民工，如果从没看过这馆里的一本书、一本杂志,想起来,我心里都挺酸的。”
工地和图书馆只隔一道墙,马涛知道,工人们需要文化生活,但是,施工工期紧,白天工人们没时间,等晚上他们下班的时候,图书馆已经闭馆了。让他们到馆里来看书,“时间”是个问题。
“他们就工作、生活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连为他们提供服务都做不到,图书馆的公益性又体现在哪儿呢?所以,我们设想,能不能在工地设一个阅览室?”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因此,当马涛提出,能否挑选部分国图期刊阅览室中流通本的副本送到工地上时,很快就得到了批准。而这一提议随即得到了工地领导的热烈回应。
“阅览室是去年5月29日开放的。那天,有一个情景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一个工人刚刚收工就兴冲冲地跑进了阅览室,四下看了看,突然又一转身跑了出去。透过窗户,我看见,他在外面的水池里洗了手,低头在工作服上找了处干净的地方擦了又擦,然后才又进来。”在这一刻,马涛觉得自己和同事们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超值的。为了选择最适合农民工阅读的期刊,马涛和期刊组的同事从几万种期刊中一册一册地翻阅、筛选。“我们了解过他们的需求,除了一般性的青年读物、娱乐、文学方面的内容之外,有关农机维修、病虫害防治、作物栽培和法律知识也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这些散在各种期刊里,有的只是杂志里的一个小栏目,所以我们要一册一册翻找。别看这儿地方不大,所有期刊的分类、摆放可都是和国家图书馆阅览室里的标准是一样的啊。”马涛的满足感也溢于言表。
“以前,下班之后就三件事:抽烟、喝酒、打牌。”李朝阳这样总结自己和其他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如今,阅读也成了一个选项。仅仅一个月,阅览室里3000册期刊的阅读率就超过了60%。
城市,不是李朝阳的归宿。“刚到北京,看到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当时想,要是咱也能住进去该有多好。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赚够了钱,还是想回咱们家乡。这里的环境不好,车太多、噪音大、空气不好,”李朝阳摇着头说,“根本不如咱家那边,有山有水,消费还低!还是咱们家里自在!”如今,月收入2000多块的李朝阳每月能攒下2000块,除了在武汉读医科大学的妹妹每年8000多块钱的开销要他来承担外,“都带回家给在家种田的老爸、老妈”。
或许,为了“赚够了钱回家”,李朝阳还将在北京打拼很多年。文化生活对于许许多多的李朝阳们来说,将使他们在外漂泊的生活多一份充实和快乐。但是,文化生活带给农民工的,却绝不仅仅只是愉悦,还承载着他们的梦想。
“图书馆里的书就像金子,就看你怎么捡了。”月工资800元的清洁工张元海把几乎所有攒下的钱都用来买书,从2002年到现在,他已经买了价值两万多元钱的书。
只比李朝阳小两岁,张元海却文静得甚至有些腼腆,言语中也透出几分斯文。很难想象,他最初只是工地上“扫地的”,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内向的小伙子正在努力地自学中医。
虽然只是在工地负责日常清洁,张元海却很受其他农民工羡慕。都说建筑工地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张元海却是一个例外。和一个个来了又走的施工队不同,他看管着“国图二期工地”这个大营盘已经很多年了。属于“项目经理部”的他,不但有着相对清闲而且稳定的工作,同时,还是期刊阅览室的“兼职”管理员。
“是项目经理部的领导可怜我才把我留下的”,在谈到他如何能成为这样的“幸运儿”时,张元海就像打开了话匣子。很难想象,像他这样一个文弱的青年,竟有着不少曲折的经历。
张元海来自山东潍坊,因为家里穷,为了让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能够完成学业,张元海初中二年级没毕业便主动辍学了,“因为是家里的老大,应该为家里多做点事,为父亲多分担一点”,说这句话的时候,张元海格外平静,看不出有任何的埋怨。
跟人学杀猪,在窑厂里拉砖坯,在工地上打小工……,为了补贴家用,1997年,张元海离开家,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1998年,县里招保安,他第一次到北京。“那一次没干多长时间,因为有朋友说,湖南那边招保安,还说可以不穿工作服,穿西服!很风光啊,挣钱又多,当时鬼迷心窍了吧,在北京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都没拿就跑去了”。到了湘潭,张元海才发现,自己是中了非法传销的圈套。“到了那里就被关起来上课,没一点人身自由,逼着你向家里要钱!当时家里正要盖房,我妈以为我被绑架了,赶紧把盖房子的钱送来才算把我‘赎’出去”。此后,他回到北京,干过推销,看过地下室。2002年又到武汉给人看武馆。“我们从农村出来的,总希望出人头地。老给别人打工了,总想干点自己的事业,做自己想作的事情”,紧接着,张元海补充道,“可能,我想得太天真了吧”。
2004年9月,他第三次回到北京又做起了保安,并被介绍到刚开工的国家图书馆二期工地。似乎上天在有意捉弄这个年轻人,他加入的竟然是一个“黑”保安公司。工程部发现后,保安队被遣散了。但待人接物恭谨有礼的张元海被项目经理部的领导破例留在了工地上。“领导对我特别照顾,也很信任我,楼上楼下的钥匙都交给我保管。这里的阅览室刚开,就让我当管理员了。”
虽然身为阅览室的管理员,可是他的心却在墙外的国家图书馆。
如果说李朝阳对国家图书馆的情感是倾慕,张元海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迷恋了。刚到工地不久,他就抽空跑到国图门口张望。“听门口的保安说,花5块钱办张临时卡就可以到里边看书,真是太好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张元海的眼睛明亮了起来。后来,一个保安朋友把他带进了图书馆阅览室。“怎么都是我想看的书啊!都是我想买又没钱买的”。那一次,张元海在阅览室里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他下决心,要办一张读者卡,“这样阅览室里没有的书也可以借到啦。”仿佛怕记者不相信,他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摸出国图读者卡在手里摩挲着。
就是在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张元海作出了他人生的又一个重大决定:学习中医。
2004年,张元海心里多了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姥爷因胃癌去世了,母亲被诊断为乳腺癌晚期,父亲被骨刺折磨了很多年。为亲人治病,他梦里都在想。为什么要选择中医?“身上的疾病就像是家里不争气的孩子,中医治疗就像找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共同帮助他,把坏的教育好了;西医是直接把他杀掉,这样只会造成家里的情况更加恶化。”张元海用一个通俗的比喻道出了他对中医的理解。
同时,张元海还主动投到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中医门下请教。“一开始,老师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就缠着老师,见老师空闲下来就缠”。从2005年1月到5月一直如此,老师终于被张元海的诚心所感动,答应在不影响坐诊的情况下,抽时间教他。如今,每周有三个半天,张元海都会到老师那里接受指点。
“图书馆里的书就像金子,就看你怎么捡了,”张元海说,“现在,只要没事的时候,领导同意了,我就去看、去借中医方面的书”。
不仅如此,随着弟弟妹妹逐渐长大,减轻了家庭负担的张元海把几乎所有攒下的钱都用来买书,逛特价书市、旧书市场,甚至把旧书复印下来留作资料。从2002年到现在,他大概买了价值两万多元钱的书。如今,张元海每月的工资只有800元。“目前,我学中医,还只能算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小学生。”张元海腼腆地说。但是,在心里,他对自己却有一个更高的期待:“有些病看西医,要花很多钱,在我们农村根本看不起。中国的医术,花不了多少钱,却能治好病。我的目标就是把中医好的地方拾遗补缺,利用起来,让我们中国人受益。”
听到张元海的这番话,记者不由得记起马涛曾对自己11岁的孩子说过的一番话:“以后,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扫街,你也一定要把整条街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记住了,一定要挺起胸膛来扫,没什么可丢人的”。
我想,张元海们,没有理由不挺起自己的胸膛。
“你觉得自己离实现这个梦想还远吗?”
“不是远不远的问题,看自己咋去做吧,自己不努力肯定就远了,自己努力去做,一步一步接近,肯定就近了。光想肯定是没用的。”
看上去,卢育锋似乎还是一个孩子。“挺前卫的!”这是张元海对他的评价,不仅因为他最喜欢看明星娱乐杂志,穿着带着毛边、写着英文的夹克装,还在于他的头发和城里时髦的孩子一样,被挑染成几绺金黄色。
“为什么想到要来北京?”
“北京是首都嘛!”小卢干脆的回答令记者觉得自己的问题有些愚蠢。
家在甘肃、22岁的卢育锋,2004年才出来打工,地点是兰州,和哥哥在一起,在建筑工地上铲沙石。“每月挣400多块钱,我本来想至少攒够1000块钱再回家的。”可是,他瘦弱的体格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体力活儿,只干了一个月就回家了。“太苦了,原来在家很少干太重的活儿。”小卢一边咧嘴,一边摇头。
和张元海不同,小卢是家里的宝贝老疙瘩,第一次不成功的打工经历让家里的长辈更加心疼起这个孩子。“他们总是说我太小,不想让我从家里出来。”
卢育锋的家里是作药材收购生意的,父亲希望子承父业,卢育锋却坚决不肯:“我觉得干那个真的没意思。爷爷干了一辈子,父亲干了半辈子,都没干出头来。我出来虽然没有赚到多少钱,但见了世面,总比窝在家里强一点。”在同学的怂恿下,小卢来到了北京。“出来自由一点,最起码上网方便嘛。”在兰州的时候,小卢第一次迷上了电脑和网络。
在城市,有太多的孩子沉溺于网络,远离父母的小卢会不会同样在网吧里消磨掉自己的青春?
当然不。小卢早就打算好了,他要在网吧学技术!更远的,就是要在自己的老家,自己投资开一家网吧。
刚到北京的小卢同样作的是保安。干了两个月,小卢辞掉了这份工作。“干保安虽然轻松,但每天无聊得很。”经人介绍,小卢加入了李朝阳的工程队,“在这里,最起码上班的时候手上没闲着!”
工地旁边有一个网吧,小卢晚上经常去。他和朋友“合资”办了一张国家图书馆的读者卡,商定每人轮流使用一个月。在小卢“控股”的那一个月,他总是带着从图书馆借来的电脑操作的书,到网吧实地演练。“家里人打电话想要我今年春节回去,可我不想。如果不回去,我可以在网校办个班,去学一下。自学肯定要难啊!”初级班的学费,一个月要370元,这对于每月八九百元收入的小卢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然而,在小卢看来,这是一项划算的投资:“不可能一直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吧,得看看,学些技术”。
离开家的时候,他的家乡没有网吧,他甚至没见过计算机。他是在兰州学会上网的,他觉得,家乡的年轻人也一定喜欢网上的东西。
“你觉得自己离实现这个梦想还远吗?”
“不是远不远的问题,看自己咋去做吧,自己不努力肯定就远了,自己努力去做,一步一步接近,肯定就近了。光想肯定是没用的。”
在平坦的开阔地上,国家图书馆未来新馆顶棚的巨大钢梁结构已经初现轮廓。人们都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可这次国家图书馆新馆施工采用的是逆向施工法:先完成顶棚钢结构,再将这一万多吨的钢结构悬空提升起来,然后在它的下面进行建筑的主体结构施工。一次提升如此大体量的钢结构,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这对焊接技术的要求非常高,不要小瞧这几十位焊工,他们在进场前都在首钢进行了二次培训,每个人的培训费就达6800元。
当2006年第一束阳光洒遍北京城,早到的读者已经三三两两步入国家图书馆的大门,开始了新的一年的读书生活。墙外,国图二期工程的工地也渐渐开始忙碌起来。
和北京城其他众多工地一样,匆匆而过的行人不会在这里驻足片刻,甚至不曾向里多张望一下。然而,这里同样汇集了中国人实现百年富强梦的所有元素:在这里,有汗水浸透的宽厚臂膀,有细到巅毫的精湛技术,有叹为观止的精妙构想……更重要的,这里有一个个人生的希望正被顽强地托起。
为国家图书馆建大楼的农民工可以在业余时间到阅览区看杂志，也可以办借书卡从国家图书馆借阅图书。(记者 邢宇皓)
打开城市之门
文/党国英
国家图书馆二期建设工地上的农民务工者是上亿进城农民生活的一个缩影。也许这个缩影还不那么凄凉和令人伤感。三个农民，一个理想是做中医，另一个是要开一家网吧，还有一个似乎已经踌躇满志，他当了小包工头，有了2000多块的月收入。他们和工友们很幸运，国家图书馆的有心人给他们建立了一间书刊阅览室，他们被看做有了“文化生活”。知微见著，这个小小的变化说明社会各界已经开始重视进城务工农民业余文化生活，并开始见诸行动。
城市文化生活对进城务工农民会有很强的吸引力。文化是一整套规则，是一种生活方式。在高度专业化的城市社会里，人们被分割在不同的文化圈里，而很多共享的东西已经被货币化、市场化了。人们依靠高度分工所产生的效率而获得高收入，又依靠高收入而有能力购买市场化的文化服务。高节奏的生活频率和快速跳动的生活画面满足着青年的好奇心，吸吮着青年人的旺盛精力。这正是城市文化生活的诱人之处。很难说农村文化就一定落后，但适应变化缓慢的耕作传统所发展起来的农村文化内涵了不可触犯的清规戒律，文化服务的自给自足也注定了其内容的简陋和匮乏。于是，在城乡文化鲜明对比之下，青年必然向往城市。收入差距固然是吸引农民走向城市的力量，但即使在收入差距消失的情况下，农村青年仍然向往城市。
进城务工农民融入城市文化生活的确是一件难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付出艰辛努力。中国城市有一种根深蒂固但却又不显山露水的“单位”制度。许多公共文化服务通过单位来提供给个人。但进城的农民务工者所在的单位却不会给农民提供这种文化服务。更重要的是，农民务工者的收入非常低下，甚至有大量农民务工者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作报酬，他们根本无法支付货币化的文化服务。农民务工者的劳动时间通常很长，很少享受到“双休日”闲暇，又哪有时间去领受城市文化活动？不要说他们不可能出入城市的各种高消费俱乐部，连中等收入的城市居民所拥有的文化生活也不可能享受。有人会说我国劳动市场的不均衡造成了农民务工者的工资过低、劳动时间过长，并使得农民无力享用城市文化服务。这话大抵不错，但劳动市场的供求不平衡也有体制和政府管理方面的原因。工作居住场所简陋、工资过低、劳动时间过长，这些问题难道不能通过调节劳资关系而得到改善么？我们为改善这种状况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呢？国家图书馆的举措作出了好的回答。
上亿农民务工者千里迢迢从农村跑到城市，却过着一种边缘化的生活，造成一种城市内部的“二元经济”结构，这是我们国家的独特现象。打开城市之门，消除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文化的接纳和融入是重要内容，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需要假以时日，不能一蹴而就。但这个过程还是应该尽量缩短，而缩短的速率会有多高，就看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否想出新办法并通过新的工作机制予以实施。
(2006年01月06日 08: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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