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团结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清政府采取了联姻、赏赐、加封等措施，同时还利用宗教作为手段。清初，定喇嘛教为国教，对少数民族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先后在京城、蒙古、西藏、青海等地兴建了众多的寺庙。由于承德是清代皇帝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所以在短短的六十多年间，兴建起十二座寺庙。这些庙宇，建在避暑山庄外围。其中的八座庙隶属于清廷直属的理藩院管理，住有喇嘛。（理藩院属下共四十处寺庙：三十二处在京城，口外承德八处，即此八座。）因此，被称作“外八庙”（即“口外八庙”之意）。久而久之，“外八庙”成了这十二座庙宇的代称。
这些庙宇，多有所本，建筑风格各具特色，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宝贵的佛教艺术珍品。参观这些寺庙，也能使我们形象地认识二百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才华。
 溥仁寺
它是“外八庙”中出现最早的庙宇，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这是康熙六十大寿之年，蒙古各部王公贵族纷纷前来为康熙祝寿，为了博取康熙的欢心，他们要求建立寺庙，以示祝贺。康熙允其所请，在山庄外武烈河东择址建庙两座。康熙亲笔题名“溥仁寺”“溥善寺”。
溥善寺
在溥仁寺北，仅一墙之隔。因此又称溥仁寺为前寺，溥善寺为后寺。与溥仁寺同期建成，形制、布局基本相同。但溥仁寺的后殿是佛楼。早年已荒废。
 普乐寺
俗称圆亭子。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位于武烈河东，磬锤峰西的山岗上。全寺分东西两部分，西部依照汉族寺庙样式，由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南北配殿、正殿组成。天王殿迎门供弥勒，其后有韦驮，两侧为四大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各持蛇、宝幢、琵琶、宝剑，形象威严，佛像的色泽也优于其他寺庙。此殿天花板为贴金团龙，横方上绘有“一统天下”（即在彩框中画一条黑线），象征皇帝以万乘之尊，统一天下。这种彩饰也有别于其他的庙宇。配殿：南为慧力，北为圣因，内供金刚佛。正殿明宗印殿，内供三方佛：无量光佛、释迦牟尼、燃灯佛。两侧有八大菩萨，北为文殊、金刚手、观世音、地藏王；南为普贤、弥勒、虚空藏、除垢障。此殿为重檐歇山顶构架，覆盖琉璃瓦；殿脊中央为大型构件玻璃宝塔，两侧有佛教八宝，造型精美，十分壮观。
寺庙东部建有藏式阇城（又称经坛），是这个寺的主体建筑。经坛第二层平台上，布列着八座玻璃塔。四角的四座为白色，西为紫色，东为黑色，南为黄色，北为蓝色。八座塔形状相同，均为莲花基堆而成，意为释迦牟尼出生七日便会走路，一步一朵莲花。而乾隆建寺，则有自身的需要，以八座塔象征四面八方进行长期稳定的统治。第三层平台正中一座圆形建筑，形同北京天坛祈年殿，重檐圆顶覆盖金黄色琉璃瓦。檐下匾额东向，乾隆题额“旭光阁”。阁门东向。阁内圆形石砌须弥座上建有曼荼罗（坛场），用三十七块木头作成，据说是代表释迦牟尼的三十七种学问，即宇宙观。曼荼罗内供有铜质上乐王佛。阁内天花藻井雕工精细，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图案里圈为龙，外圈为凤。传说龙吟如雷，凤闻起舞；凤舞，龙即出。意为龙凤呈祥。藻井中央的龙戏珠，造型精美，栩栩如生。
普乐寺西部山门向西，正对山庄；东部山门面东（通梵门），正对磬锤峰。兴建此庙时，乾隆认为磬锤峰为神物，是天上的启示，因此山门要与之相对。一座庙有两个山门，还是少见的。
“普乐”是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引申而来的。山门、天王殿的彩绘“一统天下”，经坛八座琉璃塔及寺名“普乐”，含意都是一致的，即全国统一，天下太平。
 普乐寺的兴建，主要还是从政治上着眼，目的是为了团结蒙古、维吾尔以及哈萨克、布鲁特各族上层人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封建贵族叛乱的叛乱活动。生活在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左、右哈萨克族及生活在葱岭以北的东布鲁特（柯尔克孜族），过去都倍受准噶尔叛乱势力的压榨、欺凌。从此，他们摆脱了这种厄运。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夏，清军粉碎了“回部”霍集占兄弟的暴乱。至此，西北边疆日趋稳定。继厄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之后，南疆各城维族头目、哈萨克和布鲁特的首领等均按期到山庄朝觐，接受封赏，并随乾隆去围场行猎。为了表示对西北各民族宗教信仰的尊重，进一步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乾隆决定兴建这座庙宇。当然，乾隆的用心，也是想以精湛的建筑艺术和宗教艺术，来显示朝廷的威严和豪华；同时，也为了给他自己记功。当然，抛开统治者的个人居心来看，这些寺庙的建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
 安远庙
俗称伊犁庙。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它位于磬锤峰西北的山岗上，与普乐寺隔谷相望。主体建筑─—普渡殿，坐落在六十四间回廊的中央，殿的下层墙上嵌有藏式盲窗，顶部为重檐歇山顶，覆盖的是别具一格的黑色琉璃瓦。在青山、蓝天和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巍峨。殿分三层。一层供绿渡母，二层供三世佛，三层供大威德金刚像,并存放乾隆习武打猎的甲仗等。一、二层的四壁绘有佛国源流壁画，至今清晰可辨。
安远庙，形制上仿建于新疆伊犁河畔的固尔扎庙，又称伊犁庙。它是为迁居热河的蒙古族达什达瓦部举行宗教活动、并为每年夏季接待蒙古王公贵族朝觐和瞻礼而兴建的。达什达瓦部原为准噶尔部中的一支。在长达八年的准噶尔上层争权斗争中，达什达瓦及其子图鲁巴图先后被杀。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兴师平定达瓦奇和阿睦尔撒纳的叛乱，早有切肤之痛的达什达瓦之妻立即率部响应，积极参加平叛战争。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达什达瓦之妻病故，总管布林要求内迁，乾隆应允。不久，他们迁来热河，在普宁寺南修建房舍定居下来。同时，又在武烈河东兴建此庙，如同在新疆伊犁河一样，瞻仰礼佛，安居乐业。
广缘寺
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题额“广缘寺”。位于普佑寺的东侧。它的殿宇建筑为汉族形式。正殿五间，内供三世佛，后殿有楼七间，为寺庙主持诺门汗活佛的住室，他每年由京城来这里。外八庙的经学事务都归他管理、指导。
广缘寺是这十二座庙宇中占地最少的一个。可是在经济上却优于其他寺庙。
 普宁寺
俗称大佛寺。建于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755年─1759年），仿西藏三摩耶寺庙而建。
三摩耶寺庙位于西藏拉萨东南一百二十里，雅鲁藏布江边，创建于公元七百九十七年，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相传唐中宗养女金成公主嫁与西藏弃隶缩赞赞普，其子弃松德赞仰慕唐朝文化，修建此庙，广弘佛教。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4年─1757年），清朝政府两次出兵伊犁地区，平息了新疆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准噶尔部贵族内部的动乱，打击了沙俄企图利用动乱进行扩张的野心。为此乾隆皇帝特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欢宴厄鲁特蒙古四部王公，封爵加赏，并修建普宁寺以为纪念。“普宁”就是祝愿国内普遍安宁的意思。建庙的原因记载在前院碑阁内的三块石碑上面。
 庙的平面布局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为典型的内地佛（教）寺形式。山门前有三座牌楼（现已不存）。山门内正北是碑阁，阁内立三块石碑，中为《普宁寺碑文》，两侧一是《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一是《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其后为天王殿，左右有钟鼓楼。天王殿北即是前半部主殿“大雄宝殿”。左右建东西配殿。大雄宝殿后为九米多高的石台，在台上即可看到全寺的主体，就是仿西藏三摩耶庙布局的建筑群。以大乘之阁为中心，周围散置若干殿庑白台喇嘛塔。这个部分建筑的布局和造型都是为了表现宗教的宇宙观，所以形态奇特，别具一格。主体大乘之阁是我国罕见的建筑物。面宽七间，进深五间，通高三十七米，因依山而建，前出六层檐，后出四层檐，两侧为五层檐，逐层向内收进，使建筑显得更加稳固。阁顶打破了汉族寺庙贯用的大屋顶形式，为达到宗教要求的效果，顶部为五个攒尖方亭结束，四角四个小方亭，中间以大方亭压顶，显得轮廓线异常丰富，同时也表现出三摩耶庙的特点，体现了汉族藏族两民族文化的紧密结合。阁内有千手千眼观音菩萨，高达二十三点五一一米，雕塑细腻，比例匀称，是我国最高大的木雕佛像。
 普佑寺
建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这是一座庙中之庙，它位于普宁寺院内的东部，东邻广缘寺。
这座庙的布局格式不同于一般寺庙：山门和天王殿之间，又加了一座“大方广殿”；主殿“法轮殿”是喇嘛咏经的经堂，东、西、北三面有经楼环绕。
1964年9月，遭雷击，被焚毁。
 须弥福寿之庙
位于避暑山庄以北狮子沟的北山坡上，与普陀宗乘之庙近邻，是承德寺庙群中最晚的一座喇嘛庙宇。因作为六世班禅居住和讲经的处所，故称班禅行宫。该庙是仿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所建，所以又称扎什伦布寺。“扎什伦布”是藏语，“须弥福寿”是汉译藏语，扎什是福寿、吉祥的意思，伦布是须弥山的意思。
清帝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是乾隆七十寿辰，西藏政教首领之一六世班禅自日喀则扎什伦布来承德祝寿，特修建此庙“以资安禅”。按碑文所说：“且遵我世祖章皇帝（顺治）建北黄寺于京师，以居第五达赖喇嘛之例也，然昔达赖喇嘛之来，实以敦请。兹班禅额尔德尼之来觐，则不因招致
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来京。”由此可见，修建此庙，同是清朝加强民族关系的真实历史见证。
 庙坐北朝南，面临狮子沟，一桥凌驾沟上。前有山门，次为碑亭，亭内是乾隆四十五年所立的《御制须弥福寿之庙碑记》。碑亭以后，地势逐渐高起，延石阶而上，有华丽夺目的琉璃牌楼。牌楼以北，就是该庙之主体建筑大红台。
大红台综合了汉藏的建筑艺术。雄伟高大的藏式群楼高墙上，安装着汉式琉璃罩的长方窗。红台顶部，四角建庑殿式琉璃瓦顶的护法神殿。红台是三层四面围合的，中央主殿“妙高庄严”殿，是六世班禅讲经之所，殿阁三层，中间上下贯通，重檐攒尖顶上覆盖鎏金鱼鳞铜瓦，即所谓“金顶式”。上层每个屋脊上有两条巨大的鎏金走龙，形态生动，栩栩如生，顶部为一巨大鎏金铜铃。大红台北为“万法宗源”殿，主殿为二层楼，单檐琉璃瓦顶，周围为二层平顶檐房，是班禅弟子的住处。西侧为“吉祥法喜”殿，为阁楼式的重檐鎏金瓦顶，因是班禅的住处，也叫住宿楼。庙的最后建七层绿色琉璃宝塔。
该庙从整体空间轮廓上看，藏式的平顶与汉式的坡顶相交错，参差有致，形成了一种汉、藏建筑艺术密切融合的新风格。
 普陀宗乘之庙
俗称小布达拉宫。在避暑山庄以北，“须弥福寿之庙”的西侧，是一座具有特殊艺术价值的寺庙建筑。全庙除主体大红台、大白台等外，还有四十多座各式各样的僧房佛殿白台和塔台，是承德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占地面积二十二万平方米，气势雄伟，十分壮观。
该庙是仿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修建的，“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的汉译。该庙自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公元1767年）动工，至三十六年八月完成，历时四年半。庙依山建造，坐北朝南，山门内是碑阁，内有《御制普陀宗乘之庙碑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部众记》三块巨型石碑，北是五塔门，高十余米，有拱门三个，上建红、黄、黑、白、绿五座喇嘛塔。北门是琉璃牌坊。牌坊北地形渐高，各式白台、塔台建筑因地形而散置，高低有别，变化多端。最后为雄伟高大的主体建筑大红台。大红台的正面，下面是高达十八米的大白台，其上耸立着高达二十五米的大红台。在大红台的中轴线上，从下到上有佛龛六个，均装饰着黄紫颜色的玻璃幔帐，从远处望去好像一座方形六层高的琉璃塔。红台内四周为三层群楼，中央是重檐攒尖鎏金铜瓦顶的“万法归一”殿。卷棚歇山琉璃瓦顶的“洛伽胜境”殿和高三层的“御座楼”分布在东红台。重檐六角鎏金瓦顶的“权衡三界”亭和八角的“慈航普渡”亭分别设在大红台东北、西北的顶上。
清帝乾隆耗费大量金银，役使成千上万的民力，修建这座规模宏伟的喇嘛庙宇，是有其用意的。乾隆三十五年，是乾隆六十寿辰，三十六年是他母亲八十寿辰，蒙古族又虔信黄教（喇嘛教格鲁派），借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的王公、部落长，来承德为他祝寿时，利用喇嘛教，进行绥抚，而达赖喇嘛又是黄教的最高教主，蒙古诸部心目中的“神王”，按照达赖喇嘛在西藏拉萨所居布达拉宫营建该庙，使这位“神王”能够象征性地在承德永住。土尔扈特部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因上层不和，携族西迁，游牧到伏尔加河流域，在沙俄统治下，无法容忍其压迫、虐待，最后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返回祖国。庙内《土尔扈特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的两块碑，就是很好的历史见证。
 殊像寺
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陪其母去五台山殊像寺进香。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像端庄严肃，令人生敬。乾隆之母默记在心，回到京城，令人雕刻文殊菩萨石像供奉于香山。乾隆三十九年按香山石刻像，仿五台山殊像寺，兴建此庙。
殊像寺位于普陀宗乘之庙西面，构筑在北山坡上。这是一座汉族形式的庙宇。山门前一对石狮。门殿内供有护法神─—哼、哈二将。东为哼；西为哈。形象鲜明，体态生动。过天王殿，是三段多层石阶，愈发显得正殿─—会乘殿气势高大。殿内供观世音（骑犼）、文殊（骑狮）、普贤（骑象）。两侧各一座楠木万寿塔，内供无量寿佛。
 会乘殿后，松云掩映中，在真山之上又置假山曲径。造形幽美，富有强烈的园林气息。穿洞府，过石桥，拾阶而上，可到“宝厢阁”。这是一座重檐八角亭，阁内须弥座上的高大佛像为文殊菩萨。
文殊，梵音为“曼殊师利”，语音近似于满音的“满洲”。康熙时，达赖五世称康熙是“文殊菩萨化身大皇帝”；乾隆时，章嘉活佛穿凿附会，说乾隆是文殊化身，借以神化皇帝。
当时的经卷，均为藏文、蒙文。于是，乾隆下令，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译制满文藏经，历时十八年共译得二百一十六卷，并缮写成三部。这一艰巨工作就是在这座寺庙中进行的。经卷成后，即令喇嘛在此朗诵。
目前，这三部满文经卷，一部下落不明，一部存于法国巴黎图书馆，一部存于日本东京。
广安寺
殊像寺西，有广安寺。因寺中有戒台，俗称戒台。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形制为藏式。是乾隆同蒙古王公贵族举行法会之处。今不存。
罗汉堂
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位于广安寺西，仿于浙江海宁安国寺的罗汉堂。为汉族式样，正殿罗汉堂，内供沙木金漆罗汉五百零八尊。日伪时期，罗汉堂被当作军火库，将罗汉全部移至普佑寺大殿。1964年9月，普佑寺大殿遭雷击失火，法力无穷的众罗汉多数蒙难。现存放于普宁寺配殿内的近二百尊罗汉，便是那次火后幸存者。他们仪表堂堂，神态各异，生动逼真。由此可见当年罗汉堂之盛。而罗汉堂在解放前夕，为国民党军队拆毁。这些罗汉无家可归，只得寄宿普宁寺大佛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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