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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豪气传千古—忆左权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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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我党著名抗日将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诞辰100周年（2005年3月15日）。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行将到来之际，笔者怀着对将军深深的挚爱和崇敬，讲述几个将军生前身后鲜为人知的事件内幕。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合围。作为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左权放弃了一切个人突围的机会，舍身取义，尽忠职守。左权殉国后遗体三四天才得以掩埋，之后又被敌人挖出照像登报……一时间山河失色，大地举哀 左权刚从黄埔军校毕业就参加了统一广东的两次东征，1930年从苏联学成回国后，一直在为保卫红色政权而战，从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到长征再到华北敌后战场，左权可说是一直沐浴在枪林弹雨之中。为什么有丰富的战场经验、身居八路军前敌指挥部2号首长位置的左权，竟会战场捐躯？这有内外两层原因。 从外因讲，“百团大战”的辉煌胜利让华北日军恼羞成怒，因此，想尽办法妄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1942年春，华北日军头子冈村宁次先对冀中平原实施“五一大扫荡”，接着趁我方注意力凝聚于冀中时，又转向太行地区。冈村的第一军主力3万多人，在“五一大扫荡”后半个月便开始“蚕食”太行、太岳地区。日军派出两个精锐联队，身穿中国老百姓服装或八路军的灰色军服，不仅样子像，行为作风亦逼真，骗过太行根椐地的众多眼睛，在我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深入太行腹地与我军接近。 为掩人耳目，日军频繁在晋、冀之间调动。5月22日，从太原至和顺，从邢台到武安，从襄垣到潞城都出现敌情。至22日晚，我方又收到日军第四十一师团主力乘汽车向辽县、和顺快速开拔的情报。“彭左”当机立断，命主力部队迅速开拔，跳出敌人的重兵包围圈到外线作战。主力开拔后，敌人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八路军总部这个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中心，日军以为是一二九师首脑机关，即刻重兵合围。所以，左权牺牲的外在原因是，1942年5月中旬以后，狡猾的日军迅速改变在华北战场的战术，导致我方情报延迟；同时，敌人又采用了最新的电讯技术，最终总部及北方局机关被日军当做一二九师首脑机关，以数十倍于我的重兵包围，而我方大多为非武装的机关干部，突围困难。 从内在原因讲，是因为左权奇特的“分裂身份”：他是我党军队的最高指挥员之一，手握军事大权。而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与其军事地位却形成强烈反差——直到牺牲，他都是一个背着留党察看处分的“托派嫌疑分子”！ 左权在留苏期间，成绩优异，为人正派，威信高，但因从不主动向王明靠拢引起王明的不满。1928年的一天，左权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国饭，王明知道了，就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自此，左权就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受到严格审查。左权1930年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集团1931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左权成为当时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此后虽经左权多次申诉，王明始终没有撤销给他的处分。所以“托派”和留党察看成为戴在左权头上十多年的政治“紧箍咒”。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王明见了彭德怀还大骂：“你的党性哪里去了？左权是托派，你们为什么还让他当参谋长！” 1940年4月，朱总司令回延安时，彭老总请朱德向上反映，说左权虽为副参谋长，但肩负的就是参谋长的职务，仅此一点，从工作着想，也应该拿掉他头上的“紧箍咒”。1941年的一个晚上，左权手拿刚收到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文件，找到彭德怀，流着眼泪说：“王明在中央，我永远也翻不了身！” 1941年11月，左权再次写信向党申诉：“被托派诬陷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的最大耻辱，实不甘心。……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也无法为党相信，故不能不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信由彭德怀用电报拍发给中央书记处。 1942年春，兼任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特意就左权的所谓政治问题和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谈话，彭总提到了他准备以个人的名义上书中央，要求解决左权的问题。彭总当时严肃地说：“事情还没有个着落。请你们先不要对任何人，包括左权同志本人，讲我上书言左的事。”以上诸多事实说明：得到组织的信任，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是左权一个强烈的心愿。他时刻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正在接受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不只是一个具有宝贵价值的高级军事干部。 1942年5月25日天亮，数万名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被围的还有：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及其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机关数千人。敌人很快发现了目标，敌机开始疯狂俯冲扫射投弹，有同志中弹牺牲。“彭左”立即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及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于是，彭总率部向西北，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部向东南，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部向北，各路人马立即行动。 撤退时，总部警卫连要护送左权先走，被他一口回绝。他说：“北方局和党校那么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 “左参谋长和我们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围人员中传开，没有作战经验的机关干部们信心倍增。左权和大家一道步行，他挥着手枪一遍遍大喊：“同志们！不要怕飞机，快往前冲！冲过去就是胜利！”在左权的指挥下，突围的速度快了许多。 在突围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可能的机会可以保证左权合理获生：第一个机会是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左权。唐说彭总已突围出去了，北方局及党校领导及骨干也已大部突围，左权的掩护断后任务已完成，作为高级指挥员，左权应迅速撤离战场，并一再恳求左权跟他走。但左权一口回绝，并严令他原路返回保护好总部首长，唐只好遵命。 其时左权正为几件事焦急：一是清点人员时发现，挑文件的同志没有到，他已令贴身卫士郭树保去寻找，尚无消息；二是机要科的部分同志还没有冲出去，丢了文件就是丢了总部的机密，有一个机要员落入敌手，我方密码就可能被日军破译；三是敌包围圈内尚有一些北方局机关、党校、新华社等单位的同志，左权认为此时离开就是失职！ 第二次机会是左权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敌炮火十分密集，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作为一名老兵，他应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避开第二颗炮弹，这个动作下意识就能做到。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连腰都没弯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声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果然第二颗炮弹又向他射来，他的喊声戛然而止，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也从山口处消失了！而他当时所带领的同志都因他的嘱咐而安全突围。 所以，左权殉国的内在原因是，他关键时刻舍身取义，尽忠职守，放弃一切求生的机会，用生命证实自己对党的忠诚！作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左权之牺牲本可避免，当时许多一同突围的同志都有此看法，在撰写的文章中，大都用了“舍身取义，尽忠职守”这两个词，可见这是公识。 发现和处理左权遗体的是三名北方局党校的青年学生。他们在突围时看见了牺牲的左权将军，极为惊异悲愤。左权的左额、胸部、腿部都为日军弹片击中，鲜血涂地。他上身穿灰斜纹布军夏装，前胸有两个口袋，腰束宽皮带，打着整齐的绑腿，脚上是布鞋，右手紧握着一把左轮手枪。他们将左权的手枪取下，将遗体抬至一处荆棘丛中，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一些树枝。他们突出去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彭总，告之左参谋长已殉国，并呈上跟随左权多年的左轮手枪，彭总难过得没有转身更没有接枪…… 敌人退出后，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战士登上十字岭，买了附近老乡的棺木，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并就地掩埋。没曾想敌人又回来了，他们截获到我方“左权失踪”的电报，在十字岭到处挖、找，终于挖出了左权的棺木，打开后给遗体照了像，登在了敌伪报纸上。敌人的暴行一时间让山河失色，大地举哀，复仇的呼声响彻华北。这一情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是知道的，但一直没有公开。 毛泽东对左权信任且偏爱，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毛泽东都亲自提名，委左权以重任。在得知左权殉国实情后，毛泽东眼含热泪，沉思良久。毛泽东以伟人的智慧，对左权的问题采取了“不处理”的处理方式，结果收到了最佳的处理效果 毛泽东非常赏识左权的军事才华和人品。左权于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即知道闽西苏区来了一个年轻的黄埔一期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才生，名左权，是自己的湖南小老乡。毛泽东对左权十分关注，备加珍爱。左权在闽西被安排担任红军军官学校一分校校长，不足一个月就被调入中央苏区，后又被派回闽西工作，任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常委。闽西原红二十一军和红二十军整编为红军新十二军，左权被任命为新十二军军长，他率部配合中央苏区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他的游击运动战手段“盘式打圈子”战术，深为毛泽东欣赏。 左权在闽西根椐地工作期间，曾给中央写过不少军事报告和调察报告，毛泽东喜欢“有文化”的人，对左权的文笔十分欣赏，认为他思维缜密，文字简练而深刻，夸他“两杆子都行”。所以在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毛泽东将左权调入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处长。左权分管作战计划，他积极贯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再次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策划宁都起义时，毛泽东特意委派左权与老资格的刘伯坚、王稼祥同为中央军委代表， 毛泽东亲自和左权及地下党员袁汉澄谈话。左权按毛泽东的设想，三次深入虎穴，做了大量工作，最终取得了起义成功。这不仅不发一枪一弹拔掉了中央苏区内最后一颗“白钉子”，还使一支1.7万余人的国民党正规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左权被任命为该军团最精锐的第十五军政委。在红十五军整编整训期间，毛泽东特意派妻子贺子珍和17名中央苏区有名的文艺战士钱壮英、李伯钊等前去慰问。红五军团总政委萧劲光、总指挥季振同与贺子珍三人一起为战士们演出了一场独幕话剧，博得起义官兵雷鸣般的掌声。这是毛泽东给予左权的特殊嘉奖，几个月后左权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 1932年6月，王明撤销了左权的领导职务，调他到红军学校任军事教官。1933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亲自建议中央军委重新起用左权，任命他为红一军团参谋长。长征开始后，红一军团为前驱，左权一直在先头部队指挥战斗。红一军团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抢渡乌江、飞夺泸定桥、跨过大渡河、突破腊子口、歼敌直罗镇……左权都不负毛泽东重望，交上了满意的答卷。1936年8月，毛泽东又任命左权代理红一军团长。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杨虎城为表示对中共的尊重及自己与中共合作的诚意，发报给中央军委，要求中共派一军事专家到西安共商西安城防及护卫中共代表团之事。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左权去最为合适。因左权系黄埔一期优秀学员并留苏5年，是“纯血统”的正规军人，国民党那边的将领们都很佩服他。 据当时的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回忆，“左权同志中等身材，穿一身整洁合体的棉军装，十分精干……经我俩共同商量之后，又在一起修改了西安的防卫计划。左权同志军事经验丰富，讲话简短明了，我深为敬佩……” 左权的西安之行，让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们一睹红军将领的风采和实力，为我党我军争了光。毛泽东为此十分高兴，提到左权时，总以“我的湖南小老乡”代其名。 国共合作成功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讨论部队副参谋长人选时，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权威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就这样，32岁的左权进入了我党军队最高领导层。 1942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苏进将军（宁都起义军事干部、后任炮兵副司令员）散步经过毛泽东的窑洞，看见毛泽东坐在院子里，眼含泪水，表情凝重。他对苏进说，已经有了确实的情报，左权同志牺牲了！毛泽东说，前不久接到了左权从前线发来的申诉信，正要着手解决他的问题，谁知他竟…… 左权的殉国，当时在党内军内震动都很大。本来革命军人战死沙场不足为奇，但十余年来左权是戴“罪”在前方作战，他忍受着巨大的委屈，为党立了大功。在5月25日的突围中，左权更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保全了大多数干部的生命，保全了我党我军的机密。所有的知情人，一想起来就心痛！毛泽东的心也很痛，尤其是当他获悉左权牺牲三四天后遗体才得以掩埋，而掩埋之后又为日军挖出照像……心里就更是痛不可当。 关于左权的党性问题，周恩来于1942年6月21日在《新华日报》撰文说：“左权同志不仅是革命军人，而且是革命党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时代，这成为他以后二十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他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这代表了中共中央对左权的看法。但毛泽东经过深思，决定用另一方式解决左权的问题。这就是不为左权的所谓托派问题专发文件平反，而是在党内军内给左权以极高的评价并予以厚葬，同时将左权作为我党抗日军人的楷模大力宣传，树立他的民族英雄形象，号召根椐地军民团结起来，为英雄复仇，让华北的抗战迈上新台阶。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我党领导的所有宣传工具都大力宣传左权的英雄主义精神，党内军内主要领导人都题诗撰文纪念左权。朱总司令赋《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诗一首，诗曰：“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总司令还特意写上“志兰同志留念”。此外，朱总司令还写了数千字的悼念文章，载于1942年6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八路军总部在河北涉县莲花山下挑选了一块风景秀丽之处为左权修了陵墓，彭总亲写墓志，朱总司令题诗。1942年10月10日为左权将军公葬日，参加公葬的除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总部全体同志外，尚有五千军民。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墓前说：“给烈士们行礼并没有完事，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一时间“为左权将军报仇！誓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呼声响彻天地，当场就有五百多青年报名参军成立独立营。左权的牺牲地辽县更名为左权县，还有《左权将军之歌》到处传唱，我党领导的各根椐地军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1946年，在刚解放了的邯郸，毛泽东批准建立了以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为中心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朱总司令亲自捐款300万边币在园内修建了“朱德桥”。一贯反对搞个人崇拜的毛泽东解放后亲自批准保留左权县的县名。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结束南巡返京途中，专门在邯郸下车，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左权墓前脱帽致哀。1952年6月1日，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随北京八一小学学生代表给毛泽东献花，毛泽东知道她是左权的女儿后，立即收敛了笑容，眉宇之间显露出哀伤。他拉着太北仔细询问：妈妈现在怎样了？你周末去哪里？随后，毛泽东拉着左太北的小手郑重其事地合影一张。 上述一切都说明了毛泽东和左权的关系以及对左权的感情。左权的夫人刘志兰一直因为中央对左权的所谓托派问题没有做出文字结论而难过。1979年8月30日，刘志兰曾给中组部写信，要求对左权同志被王明路线打击一案予以平反昭雪。当年12月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给刘志兰复信说：“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路线错误，当时虽然没有做出书面结论，但并未影响党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是实际上为他平反昭雪了。” 左权牺牲后，轻易不动笔不动情的林彪为纪念左权写下一首长达百多行的抒情诗，风格另类，情感真挚。 红军历史上，高级将领中有两位“年轻有为，文武双全”的人，这就是林彪和左权。两人同庚，都是黄埔毕业生，都深得毛泽东喜爱和重用，因而，毛泽东将红一军团交给他们二人掌管（林为军团长，左为参谋长），两人共事近5年，配合默契，情谊深厚。 左权和林彪的军事才能各有所长，性情和处事差别也很大。左权“心路宽，言路窄”，考虑问题很细致，从来没有废话，开会很少发言，但一说便击中要害。 左权和林彪二人共事时的工作习惯也不一样。左权有空就读书，爱总结爱写东西，他短暂的一生仅军事论著就有30多万字。 左权和林彪的性格差异反使他们工作中能互补，两人的合作期正是我党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他们带领的红一军团在毛泽东有指挥权时几乎保持了不败纪录，红一军团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立下汗马功劳。 左权牺牲后，林彪非常难过，他对左权的夫人刘志兰说：“左权从黄埔毕业后要是不去苏联就好了！”这委婉地表达出他认为左权是因到苏联才“沾了托派的包”，政治上的“紧箍咒”与左权的牺牲有关。 轻易不动笔不动情的“三猛将军”林彪，当着刘志兰的面，一口气写下了“悼左权同志”的抒情长诗： 左权！亲爱的同志，亲爱的战友，你！你躺下了！在你鲜红的血泊中躺下了，静静的无言的永别了。我惭愧，我们本来是在一起的，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战斗。然而当着你战死沙场的时候，我却没有亲自在你旁边，看着你、救护你、抚着你，握着你脉搏跳动停止了的手，马革裹尸还葬你的遗体。当着噩耗传来的时候，我从谈笑中立刻转入了沉默，坠入了沉思：“这是巨大的损失！可惜一个忠勤笃实的革命者啊！”1932年我们东征打下了漳州，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你不说空话，你忠心干实事。……在五次“围剿”时你被调到同我们一起工作，这时恰是红军最艰苦时期的开始。……你所处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白天行军作战，夜间又要计划周详，指挥有方，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来，过度的繁劳使你好说梦话，你说的句句都是战斗的安排。记得吧？亲爱的同志！多少次的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混战的漩涡，我们曾各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我们是越打越起劲的…… 这些句子，生动记述了左权、林彪这对青年将领并肩战斗的岁月。林彪以“凌霄”的笔名将其发表于1942年6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朱总司令认为左权和“女同志中的佼佼者”刘志兰很般配，亲自为他们搭鹊桥，使得34岁的左权结婚成家有了下一代。左权对家庭非常珍惜，对妻女十分呵护。左权的牺牲让刘志兰哭坏了眼睛。在左权壮烈殉国几十年后，刘志兰仍在为还左权一个完整的政治生命奔波左权是员儒将，内心世界很丰富，是一个情感细腻的汉子。他在苏联留学时，国内去的女同学很少，可有一位就爱上了左权。据知情者回忆，这位林姓女友是知识分子出身，对左权非常之好。后来左权因“托派”问题受到严格审察，对方不得已离开了左权。 刘志兰生于1917年，比左权小12岁。她是北京人，与彭总夫人浦安修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和好友。一二·九运动时期，刘志兰很活跃，是北师大女附中“民先”队长并负责外联，许多老同志对年轻时的她记忆犹新。 刘志兰身段玲珑，肌肤雪白，明眸皓齿。讲话时口齿清晰，声音清亮。她读书很多，写文章很快且通顺流畅富于激情。她还有一手好书法，北师大女附中的不少同学以其字为帖练字。当年她为许多异性所爱慕。但她虽性格激情外向，接触的人也不少，对感情之事却很慎重。在认识左权之前，她从未谈过恋爱。到延安之后，刘志兰、浦安修、叶群被并称为延安的“三美”。 1939年2月，刘志兰随中央巡视团到太行山巡视，代表中央妇委讲话，一下引起朱老总夫妇的注意。朱总司令很关心左权的婚事，多次和夫人康克清商量要给左权介绍个合适的对象，但左权对女友要求高，回国10年一直独身。刘志兰有才有貌，能力超群，这回左权该满意了吧。果然朱老总一探口风，左权笑而不语——他也在想着刘志兰呢！ 做媒的事，本应女同志去，但朱老总为保万全，亲自出马找刘志兰谈。老总问明刘志兰还没有男朋友后，就径直向他介绍左权，并说：“这事用不着多考虑啦！我看你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康克清也对刘志兰说：“像左副参谋长这样的人，这样的条件，怕你到别处再难找到第二个了。” 1939年4月16日，左权、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结婚。左权极为珍惜自己的婚姻，对妻子呵护有加。不久，刘志兰怀孕，早期反应很厉害。当时她住在北方局妇委，左权每天傍晚都抽空骑马从总部驻地去看她，一直持续两个多月，这在行伍出身的高级将领中实不多见。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的男同志都知道参谋长“爱老婆”，女同志都羡慕刘志兰有个体贴的丈夫。婚后一年，刘志兰就为年已35岁的左权生下了宝贝女儿左太北。左权将妻女接回总部，夜里亲自起身为女儿换尿布，做得比刘志兰还细致。 1940年8月，因筹划“百团大战”太忙，左权同意刘志兰带女儿回延安。但对妻女远离，他的心里是很舍不得的。刘志兰自幼丧父，家里又是女孩多，所以，左权就成为她心目中兄长、老师、丈夫三位一体的人，情感上也非常依恋。她带孩子到延安后，先被安排在保育院工作了一段，这是她最苦恼的时期：离开延安时是自由的独身女干部、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回来时却因被几个月大的小太北捆住手脚，成了一个“保育员”。她给丈夫的信很多，其中不免有牢骚和埋怨。因为两人远隔，思夫心切的刘志兰情绪不稳，刚离开前线又想重返前方和丈夫在一起。左权百忙中给妻回信，反复说理解妻子的处境，不厌她的牢骚，每封信里都有“志兰，亲爱的！紧握你的手！……”等深情的话语。左权还详细描述了前方残酷的战斗生活，说每逢敌人扫荡，女同志和小孩子是极受罪的，劝妻子安心。他写道：尽管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只要我俩的心紧紧靠在一起，一切就当没问题了！ 在左权和刘志兰分别的21个月中，每有人去延安，左权都托人带给妻子一个包裹，内有信有物有钱。其中信11封（实为12封，1封丢失），刘志兰保存了几十年，后转给女儿左太北，编入《左权将军家书》中。钱一般都是20-40元法币不等，皆为左权译著的稿费。物则有发给总部首长的一些营养品、药品，都是从日军处缴获的，还有左权买给女儿太北的花布、毛线，托人做的小衣服等。左权自己发的新军裤两条，友人送的新大衣一件，也都舍不得穿用带给妻子。好多女同志都对刘志兰说：“左参谋长对你真是有情又有心啊！” 在刘志兰从延安给左权捎去的照片上，她憔悴不堪，穿着不合体的肥大军衣，可怀里的小太北却穿得齐整整，吃得胖乎乎，笑得甜蜜蜜。这给左权极大的抚慰。他在信中说：“花儿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太北有妈妈的亲自抚养，我这当爸爸的最放心不过。”年轻的刘志兰精心照料太北，说明了她对左权的深情。 左权牺牲的事，大家都不忍告诉刘志兰，她才25岁呀！当叶群将左权牺牲的传闻告诉刘志兰时，她差点当场晕倒！她跌跌撞撞跑到朱老总处，看到了彭总的电报“十字岭激战，总部被围，左权失踪”。她情绪激动地马上去问林彪战场“失踪”的涵义，尽管林彪百般解释开导，她已感觉噩耗是事实了！晚上，她一人坐在窑洞外放声痛哭，山坡上一排排窑洞里的同志们都静静听着，谁也不知怎样去劝她。 刘志兰与左权婚后仅仅相处了一年多就永别了！刘志兰伤心欲绝，眼睛都哭坏了，同志们见了她都不知说什么好。在朱总司令一再安慰鼓励下，刘志兰强忍悲痛，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纪念左权：“为了革命我贡献了一切，包括我的丈夫。你所留给我的最深切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崇高的牺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我将学习你，继续你的遗志奋斗……” 刘志兰整整一年都精神恍惚，总不相信左权已经牺牲。每当前线有人回延安，她都会跑去看看有没有左权带回的信。一次次地失望让她一次次地痛哭着回来，她终于相信，丈夫是真的抛下了她和太北永远地去了！ 刘志兰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她从未想借丈夫英名的光环为自己谋取些什么。度过最悲伤的时日后，她就主动远离了丈夫生前的圈子，靠自己的能力努力工作。左权牺牲6年后，31岁的刘志兰重组家庭，但左权在她的心里永远是第一位的。 解放后，左权的养子（由左权母亲做主将左权兄长的男孩过继给左权为子）来京找到刘志兰，刘志兰亦精心照料，把孩子送进中国人民大学。左权老家有事，都找刘志兰，刘志兰都尽心负责地办好。在乡亲们心中，刘志兰永远是左家的媳妇。太北结婚后，为纪念父亲，给第一个孩子（女孩）起名“左湘”，刘志兰非常高兴。在左湘2岁时，她接孙女到身边亲自抚养，一直到孩子6岁该上学了，她才将孩子送回太北身边。此后，她每月都要给太北寄钱，抚养左权将军的第三代。 左权当年和刘志兰结婚时，考虑到她年轻，没有将自己被诬陷为“托派”之事告诉刘志兰。左权牺牲后，刘志兰知道丈夫戴“罪”作战十余年，心痛欲裂，一直觉得还左权一个完整的政治生命是自己的责任。她一直为此事奔走，找了她能找的所有人。尽管一直没有达到她的愿望，她却从不放弃。1982年，刘志兰又亲自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再次要求中央发文为左权平反，取消对他的“留党察看”处分。考虑到刘志兰的心情，中央有关部门终于写出书面文件，对早年左权同志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对左权同志的“留党察看”处分，并将该文件放入了左权的档案，但没有对外公布。1985年，82岁的陆定一亲自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权传》写序，应刘志兰请求，陆老在序言中将左权被诬“托派”一事始末写得清清楚楚，证明了左权的白璧无瑕。这一切说明：左权当年并未错爱刘志兰，如果他活着，刘志兰不但是他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政治上的好同志。 左权壮烈殉国后，周恩来亲自布置其老母赡养之事。大军南下时，朱总司令命令所有入湘部队都要绕道醴陵看望英雄母亲。左权惟一的孩子左太北继承父志参军入党。人民共仰英雄，足以告慰将军在天之灵 左权自幼家贫（佃农），他二岁丧父，上有三兄一姐，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惟一读了书的人。左权求学十分艰难，全靠母亲日夜纺纱织布卖得一些钱，叔父左铭三和另几位族亲倾力相助，才使他终于从著名的醴陵渌河中学毕业（每学期学费为40块光洋）。 左权考取湘军讲武堂远赴广州，老母、亲朋都对他寄托莫大希望，他自己当时也想：一定在外好好干，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然而，在黄埔接受了革命思想后，左权决定以天下为己任。他赴苏留学5年，老母在家天天想念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1930年左权回国，被派往苏区工作。他深知革命不免牺牲，便在上海将自己的两箱俄文书寄回老家，同时给母亲写信。信中说：“母亲，我虽回国，但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毓林。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1937年国共合作后，左权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此时叔父左铭三写信告知他大哥毓林已病故，家中老母孤身一人艰难度日（左权二哥童时夭折），希他能回家看望。左权给叔父回信说：“……我以己任不能不在外奔走，家中所持者全系林哥。不幸林哥作古，家失柱石，使我悲痛万分。叔父！我虽一时不能回家，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报我林哥对我的培养。” 1937年12月3日，左权从百忙中抽时间给慈母写信，信中说：“母亲，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 就这样，左权从离家到殉国，整整17年没有回家！1949年，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朱总司令命令所有入湘部队，都要绕道醴陵去看望左权将军的母亲。第一个去的是四野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后来是二野十三军军长……从他们的嘴里，老太太才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满仔”（意为小儿子）已为国捐躯7年了！让老太太不解的是，这7年一直有人用“左权”的名字给她寄钱，这些钱解决了她的生活问题，余下的她还给孙媳买了架缝纫机。老太太还保存着一枚金戒指、一两黄金，也是以左权的名义从香港寄来的。 原来，左权殉国后周恩来考虑到其老母赡养之事，专门指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钱之光、刘一清汇款接济。金戒指和黄金是叶剑英设法从香港转道寄来的。坚强的老太太没有恸哭，而是请人代笔，撰文悼念儿子。文中说：“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左权惟一的孩子左太北，虽然和父亲分别时不足百天，不到二岁时父亲就殉国了，但父亲在她心里的形象却极为清晰。太北二年级时，就写了作文《我的爸爸》。文中说：“我的爸爸是左权，他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爸爸在山西辽县麻田十字岭与日寇激战时壮烈殉国。我为有这样的好爸爸自豪，我要向爸爸学习，做党的好孩子！” 太北高中毕业后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穿上戎装的第一个寒假，她就从哈尔滨远赴山西左权县十字岭祭奠父亲。在父亲的殉国处，19岁的太北一遍遍地说：“爸爸，您的女儿长大了！您的女儿回来了！”当地的老八路们闻听太北回来了，纷纷赶来和她一起隆重祭奠左权将军，给她讲了许多父亲当年的故事，并与她合影留念。很快，太北就在大学里入了党。 太北大学毕业后曾在部队科研院所工作，后一直在军工部门做计划工作。 太北很注意搜集有关父亲的史料，经常走访父亲生前的战友，撰写纪念文章，主编了《左权将军家书》，接待全国各地及海外的来访者。她还带着两个孩子到左权县父亲牺牲处，教育孩子不要忘记爷爷和许多革命的先烈们。她手捧鲜花，深情地对父亲说：“爸爸，这是您的第三代，我带他们看您来了！”孩子们也大声说：“爷爷，我们看您来了！”在左权殉国40周年时，太北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与母亲刘志兰、舅舅刘志麟（曾在左权身边做机要工作）、左权将军当年的卫士郭树保，共赴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参加隆重的纪念活动。太北的孩子现都长大成家，他们做人低调，工作努力。 现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是邯郸的一个重要地方。孩子们在这里搞主题队会，新党员到这里宣誓，每年到此凭吊烈士的人数众多。华北地区有数不清的少先队“左权中队”。现在各有关方面正在积极筹备左权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万民敬仰英雄，足以告慰左权将军在天之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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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红色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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