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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和张家大弟的书信“唱酬”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王道 2016-06-20 08: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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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龙朱画的父亲沈从文

  1946年,沈从文先生与张宗和先生合影。据沈从文之子龙朱先生介绍,宗和大舅与沈从文的照片是1946年夏天在上海(或苏州)所拍摄。沈从文只有那年一直穿着白大褂。那时的亲友,男士中只有他穿大褂,对他来说,那件夏装已经是非常时髦的了!

  “我在十年,即近于和绝大多数旧熟人隔绝状态下。长年不离库房和陈列室,即至熟如郑振铎,只因为是‘顶头上司’首长,便不往来。馆中同事廿年,还有不少不知姓名。卞诗人等亦少过从,老同行统无关系。正因此,在这次大动荡中,老舍、冰心、巴金……等等所受不同等折磨折腾,均不至于上身。一半出于幸运,一半出于被保护,其所以能得此‘幸运’或‘保护’,不争权,不出名,大有关系。”这是作家沈从文1973年6月10日写给张宗和的信文。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沈从文曾多次与张宗和书信来往,其中不乏肺腑之言,当然更多的则是他对时局的困惑,以及对文化事业的担忧。张宗和是谁?沈从文为何在特殊时期多次与他说说心里话?

  特殊时期,沈从文密集致信张家大弟

  张宗和,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大弟。合肥张家有四女六子,张宗和身为长子,从小受四个姐姐的影响,诗书曲皆通。1932年张宗和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北平就学期间,与四姐充和参加了俞平伯组织的昆曲社团谷音社,在昆曲界有“小罗汉”雅称,毕业后投身教育事业,抗战时辗转多地任教,抗战后放弃优越的家族办学工作环境,主动到贵州任教,自称要做“一世祖”,一直到1977年病逝。

  在张宗和遗留下来的老照片中,有一张四人合影,分别为张充和、张宗和、沈从文、张兆和,四人身着棉衣,在清华大学校园的溜冰场里,各自踩着冰刀立定,身边还有来往的溜冰人。显然这是张宗和在北平上大学时的场景。还有几张沈从文与张宗和的合影,表情随和,相谈融洽,可见二人早期交往的投机。

  纵观张宗和坎坷的大半生,从未远离过文学和昆曲。从小张宗和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并主动承担起了家庭杂志《水》的编撰工作,少年时就与几个姐姐和诗,到了青年时期更是文气奋发,偷偷从高中课堂溜出去报名参加抗日军(1931年)去了。抗战时期,遭遇生活的变故,以及父亲、妻子的病逝,促使张宗和一直都用笔分解痛楚,他写下了大量的日志、书信、小说、散文等,后来他还把自传体小说寄给了在《人民文学》杂志担任编辑的三姐兆和,期待得到三哥沈从文和三姐的指点。在宗和病逝后,兆和、充和也曾多次致信巴金,希望大弟宗和的文学自述能够得到出版。欣慰的是,《秋灯忆语》终于201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他的昆曲事业,除了在西南边陲默默培养出了一批曲友外,还留下了一批颇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戏曲手稿,他的昆曲曾得到西南联大诸多教授和学生的追捧,譬如汪曾祺就曾撰文大赞。

  对文学的热衷,对历史的教学和研究,无疑使得张宗和与沈从文意趣相投。

  在沈从文给张宗和的信中自然少不了谈文学。“北京今年数月来无雨雪,华北旱象令人忧心。……这里也有了点春天气息,公园中人如赶街子,无一熟人,从文在人众中走去,有举目无亲感,在这种情形下读旧诗,如曹植、陶潜、杜甫等作,即仿佛有较深一层了解,为过去所未曾有。(1965年3月20日)”

  “要‘退休’,倒可以考虑,因为近廿年工作放弃后,至少还可写个五十万字回忆录,把身预其事的近五十年文学运动得失,及个人工作关系,友好接触关系,用一个大学生能接受的方式写出,必远比有成见又无知识的教授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有意义,有内容,也有趣味得多!但未必能出版。”

  “也还有这么一种可能,即在正式的受邀请情形下,来攻关,写一两本崭新的短篇小说,试试送到国外去看看,肯定用不着什么宣传,在日本或其他不少国家,都会得到好评的,……但在本国,则是否能出版?还不可知?……但作家中绝大部分,却还在乡下劳动改造。……改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还记得住他。在这里已算是一把手。可没有人明白,这只比较得用的手,原是从如何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很少人懂得他的笔是由于会叙事而取得进展的。(1972年6月10日)”

  “作家思想不得到真正解放,有分量有内容作品不可能产生的。就学校说,则练写作基本功方法若不大改大变,肯定二三年后学生写个信也不免公式化。(1972年10月5日)”

  建国后不久,沈从文的创作一度受到打击,只见创作未见发表,沈从文曾寻短见。这一点,张宗和在给美国的四姐充和的信中也有所提及,“他(注:沈从文)曾想不开自杀过,据说主要是为……,蹇先艾从北京回来说他在郑振铎领导下的文物局(即故宫博物院)工作,拿很少的薪水,丁玲还叫蹇劝劝他,叫他打通思想,他在报上也发表过检讨……我想你们应该写信给从文,启发他一下,四姐来的信都是很进步的,你们说他会要相信的,我们要拉他起来……(1953年3月3日)”

  张充和与夫君傅汉思在北平时常与沈从文谈论文学艺术,对沈从文的秉性多少是有些了解的,因此张宗和眼见沈从文陷入低谷,无奈求助于异国的四姐。

  直到1957年12月29日张宗和给张充和的信文:“三姐还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沈从文的选集最近重新出版了,他大约很高兴,寄了一本来给我,他在历史博物馆当研究员,成了宋锦专家。……”

  六分钱处理书,这事向谁说?

  “三姐一走,我的狼狈可想而知。因为除了二姐偶尔来看看,只一表侄媳隔日来打一次针,此外即再无熟人。一出事故,可能会是完事以后许久,才会为同住同事发现。这和你以端说的‘从容躺在床上看书’实际上并不相合。……在床上实十分难过,无可奈何。”1969年9月12日,沈从文致信张宗和述说真实的现状。其中提到了张宗和的女儿以端。

  时过四十多年后,张以端女士对于那段往事依旧记忆清晰。以端女士说,当时她去北京拜访三姑爹,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坑,屋里不是太亮,把自己吓了一跳,看到三姑爹躺在床上,就走了过去,三姑爹拉着他的手,说书都没了,不少是作者送的书,6分钱一斤卖掉了。以端说她就和三姑爹说想开点,还用贵州话也就是老的安顺笑话逗他乐,因为湖南人能够听得懂贵州的方言。后来三姑爹要给她写点字,开始是写的鄱阳湖的诗词,当时三姑爹问她喜欢哪个诗人,她说喜欢李清照,于是沈从文又为她写了李清照的词,至今还为以端女士珍藏。

  在同一封信里,沈从文还对张宗和的练习书法提出了看法:“你说在写字,据我意见,社会变化大,目前还只能说是起始,……写字是毫无意义的消极行为,你怎么经过那么大社会变化,还不明白自己宜如何自处?……决不要把每一个日子轻易放过,更不宜作‘逍遥公’。应严格管理自己,主动去作事,活得才有意义!”

  1969年10月20日,沈从文又再次致信张宗和提及此事:“上次一信计可收到。内中劝你不必写字遣送有用岁月,应当采取主动、积极态度,抓学习紧一些,不仅对自己明天工作便利,对孩子们也可得到帮助。……我和三姊都宣告无问题。特别是我,若半个世纪中稍存投机依赖心理,这时就不可能如此从容作病号,或者早已报废完事了。”

  而在1962年9月26日,张宗和写给张充和的信中则提及,“最近接从文来信,说要到西南来,可来贵阳几天,我写的小说武汉(抗战时的武汉)有三万多字,前托人带给三姐,他(注:指沈从文)大约见到了,可是并没有看,也许只随便翻了一下,见我写的字草,就两次来信训我,说我不认真,如何教学生,人家二十几岁已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我快五十了,还没有成就等等,马上使我想起二十五年前我们在北京和靳以听戏时他训我们的情况,他说不用功的才到中学教书,用功的留在大学当助教,后来我在云大教书了,解放后他不教书很想不通,认为卞大相公(注:卞之琳)都能教书他为什么不能教呢?”

  从沈从文给张宗和的信中看,他劝宗和多做事少习字自有其历史原因,他希望宗和在政治上免受挫折遭遇,因为连他自己能否“比较安静的度个晚年”都尚未可知,他劝宗和“愿能彼此互勉互励,凡事谨谨慎慎”。后来,沈从文还利用在京从事文物考据工作机会多次为宗和购书,并鼓励他:“你读书比我强得多,一定还可多做几年事,望好好保重!(1972年7月1日)”

  根据宗和小女的介绍,1956年夏天,父亲去北京开会,替学校历史系买一批文物,三姑爹沈从文和父亲到琉璃厂淘到一卷唐朝的敦煌写经,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地拨款修建贵州师大图书馆,其中就与这个经卷和另外两部书有关。

  “同病相怜”?谈及文事同隐忧

  1965年,在贵州任教的张宗和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失眠、头痛、精力不佳,对此,曾有过同样隐疾的沈从文在信中多次对他关心。3月20日的信中提及:“得见来信,知身体转好,大家放心。……我血压总在190—200间,心脏供血不良,经常隐痛,只能就现状加以谨慎保管,不可能希望能够复原。脑子因血压关系,也有时一片混乱……盼望你一切好转,吃眠尔通有好处,不妨每天吃三几片,我每天吃,无其他副作用。”

  当然,沈从文不只是关心宗和的身体,在信中还提及当下的文化氛围:“看看一些年近四十的人,学什么还泛泛浮浮,作个上千字说明也把握不住问题要点,对文化史或国家博物馆整个问题也了不关心,对自己业务提不高也毫无焦急惶恐感,和这些‘接班人’在一起,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些人似乎心中尚浑浑噩噩未成熟,根本说不上什么远志和雄心,及对工作上远大抱负。……社会条件好,学生读书能力却日差,实在是一个问题,因为照此下去,说是学辩证法、唯物论及毛的思想,来搞历史,教历史,也将不免流入形式主义而落空!”

  一直到1969年,年近古稀的沈从文都受着不同程度的病痛折磨,但沈从文一直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地工作,执着于他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事业。在信中他不时地对张宗和介绍他的文物研究进度和困惑,张宗和在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历史,更能了解这一事业的重要性。

  只是非常时期,张宗和也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抄家、批斗,连同家人下乡劳动。张宗和前所未有的瘦,瘦到连亲友都不认识了。但是他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心里,只是默默写几首诗句,如“三十年来是书生,一旦坠落在风尘。”女儿以靖说:“可怜他憋了一肚子气,一直睡不着觉,最后精神分裂。”

  就是在病痛时期,张宗和也没断了练习书法、传承昆曲以及整理历史资料,从而培养出了一批曲友,并留下一批文史笔记。只是他对学生们的综合素质和写作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有段时间他改学生们的“八股文”改到头痛欲裂,只得转交好友代劳。

  对此,沈从文也曾致信宗和表示担忧:“科学院的文、史、考古还分三摊子各不过问,因此绝大部分文物,史语所不会利用,文学所也依旧乐意停顿到原有方式上……现在要他们写论文,情形相近,没有一个教员明白效果和影响将是什么。他们只求不犯错误,就全是‘文抄公’,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和机会!因为不少大中教员,本人就不会写得出像样的叙事文,只知抄袭理论,新旧基础都不过硬!若本人作文还不大及格,下放十年也不会忽然心窍一通,即写得出好文章,或教得出好学生的!”

  到了1972年,沈从文还在继续与宗和谈论学生作文问题:“得信,知你事已重作判断,恢复正常,可贺。……教写作,有个基本矛盾存在,不易解决。照近十年来中小学教学方法,总是拟提纲,定主题,大学搞习作抓得会更紧。……据我个人经验,写和教的经验,真要学生在写作上取得进展,一面是看杂书,大量地看,一面是不受什么写作格式框框拘束,从写信作起,相互为用,一二年间必可取得显明进展。(1972年10月5日)”

  此时,张宗和的“历史问题”得以解决,沈从文为之欣慰,但连续多年的精神和体力的折磨,让张宗和已经身心俱疲,因此到了1974年时,他的情况又出现了反复。沈从文为此致信:“见你给三姊信,知道体力又有些欠佳,甚念念。盼望你能在情绪上基本能有好转,凡事看得开一些,且充满自信地活下去,体力或许能随同而转好。照我的经验,在血压高达二百五十,低压也过百五十时,即住在医院里,还是一个不在乎,只念念不忘廿多年的所学,对国家还有责任待尽未尽,绝不能即此报废。在手边无一本书的情形下,仅凭记忆,草了廿个文物小册小专题手册,每一个用图到一二百,还能把出处一一写出!‘学习为人民服务’,最先恐得先学会‘忘我’,在极不利的环境下,也能克服困难,创造奇迹,在业务上和思想上才可望取得真正的进展!同时属于个人得失的情绪不至于抬头,一切便大大不同,精神面貌或且将永远显得十分年青!甚至于在一切困难或寂寞情况下,永远保持一种童心和幻念,也可说近于‘返老还童’!我和三姊似乎就是这样过了廿五年的。(1974年夏)”

  查沈从文最后一封致宗和的信写于1976年10月12日,开头即谈,他与夫人张兆和赶到苏州避难唐山地震,遗憾的是在此居住多日的张宗和夫妇已经回到贵州,两人未能谋面,引为遗憾,次年即1977年5月张宗和在贵州病逝。

  在这封信里,沈从文由自己写书法又谈及张宗和练习书法的事,只是态度大改:“因此我想到你十多年前,似曾说过想写写字的旧事。过去曾不甚赞同,以为费力难见好,不如从‘实用主义’出发,考虑搞点别的什么。现在看来,倒觉得如能始终用个‘玩票态度’,写写草字或隶书,或许还是一种有保健作用的方式,一成习惯到‘欲罢不能’时,大致就在精神上会起真正休息作用,体力转好亦意中事。(1976年10月12日)”

  只是时间已不容张宗和。宗和去世十年后,每闻友人去世即落泪的沈从文先生也病逝了。王道/文

关键词:沈从文,书信,张宗和

责任编辑: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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